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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专访祝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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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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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旧中国的那套意识形态、那套国家意识，不能容纳广大的底层。那么怎么办？要应对大危机，只能换一套意识形态。
关键是把底层民众放在什么位置
玛雅：换一套意识形态谈何容易。西方有政治学家在分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时指出，一部宪法可以用六个月时间写就，一场经济改革可以用六年时间完成，但是，思想观念的变革经过60年时间也未必能够实现。
祝东力：更换一套意识形态之所以难，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在更换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更换和这种意识形态相配套的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这种连带关系，晚清的张之洞有一个理解。他在《劝学篇》里提出了“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三大任务，而它们的关系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也就是说，只有依靠清帝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才能维系固有的意识形态系统；而只有在“保国”、“保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民族生存”这个中国近代史课题。我们知道，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关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包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制度，也一直没有变。
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变，也不可能变。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其实可以和《劝学篇》放在一起读。《劝学篇》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意思是说，所谓“圣教”，是不容更改的。《中国之命运》也说：“以忠孝为根本”，提倡“我民族固有的德性”，要求“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怎么能动员起底层民众？当然不能。因为你还是老一套的贬低和排斥底层的意识形态，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号召青年参军，有一首“从军歌”是这么唱的：“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这个歌词有一股陈腐的士大夫气，而且佶屈聱牙，它的目标人群仍然是传统士绅阶层及其子弟，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没什么关系，在语言上也远离大众。同时，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必然是压迫性的。所以在豫湘桂战役中，因为反抗国军的强行征派，河南有好几千农民暴动，打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把底层老百姓放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把他们容纳进来。正因如此，陈伯达当年在延安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和蒋介石辩论的就是：到底谁是民族的主体？陈伯达说：“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所以，民族问题转换成了阶级问题，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
“群众”成为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归宿
玛雅：中国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坦克，靠的正是动员和组织起全国广大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建了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也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意识形态。
祝东力：传统的政治精英因为腐朽，没有能力承担民族解放的领导职能，底层群众就不得不从被动的观众变成替补演员，在危急关头走上历史的前台，去做一回真正的英雄——也就是说，从统治的对象变身为政治的主体。这意味着颠覆上尊下卑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要爆发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列主义就必然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为马列主义的中心内涵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在中国，最早是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资本论》，但是毫无影响，是十月革命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840年以来，中国特殊的地方，是把其他国家的笼统的“modern”，区分成了近代和现代，这其中的分界线就是历史的拐点。在拐点之前，是近代，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在拐点之后，是现代，中国走着一条上升的路。用上面梁启超的概念来说，近代是“亚洲之中国”崩溃过程，现代则是“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过程。
玛雅：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掌握了马列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祝东力：的确。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脉络，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一套思想学说，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再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然后列宁建立了一套组织，特别是强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组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最后是到了中国，到毛泽东，在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东方国家，把马列那里原来已经包含的“群众”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这样，就形成了马（思想）、列（组织）、毛（群众）的各自特点和发展逻辑。
毛泽东早年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在延安时期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段话，几十年后他在晚年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加上了三个字：“包括我。”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他的一种信念。这样，传统的上尊下卑的意识形态就被彻底颠覆了。“群众”成了毛泽东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政策层面的群众路线，到哲学层面的奴隶史观，从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经过中间漫长的人民战争，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
玛雅：相信群众，这是毛泽东认为不可怀疑的根本原理。确实，是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成就了毛泽东的丰功伟业，也成就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使很多人对这条原理产生了动摇，甚至共产党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的误会。
祝东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列、毛的各自贡献反过来也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问题或者局限所在。马克思不说了，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家。列宁的贡献在于他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实践，但苏联最后的衰落和垮台，也是由于党的组织，特别是“一小批职业革命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迅速官僚化和特权化，按照过去的概念，就是“变修”。毛泽东呢，他发动了群众，成就了伟业，但最后也是因为群众造反运动失控——规模那么庞大、成员那么复杂的群众运动没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怎么可能不失控呢？结果，群众运动的失控一再使文化大革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这是造成他晚年失败的重要原因。 革命文化支撑中国完成了几件大事
玛雅：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值得思考。就是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悲剧，不愿意看到它再度重演，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比如革命样板戏，我们至今记忆犹新，感到非常亲切。甚至不仅仅是我们这代人，有一次在卡拉OK，我看到一位80后年轻人唱《长征组歌》，声情并茂，非常投入。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这代人喜欢革命文艺，是因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血色浪漫”，那么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种感染力从何而来？
祝东力：从文化形成的过程来看，马列主义在上世纪20年代初传到中国，开始主要是作为一种“主义”或者“理念”；经过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社会史论战，它完成了中国化的社会科学武装；再到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在文艺方面开花结果，出了很多作品和人才——当然更重要的，是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实践经验，从共产党搞的工运、农运直到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色彩鲜明的、战斗性的“中国革命文化”。像你说的，非常富于感染力。这种革命文化刚健、质朴、高亢——“刚健”是因为战争环境，“质朴”是因为阶级背景，“高亢”是因为理想主义，不仅要解放中国、改造中国，而且要解放人类、改造世界。它很好地完善和升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观念和“天下”观念，同时又注入了强烈的战斗性的精神。
这种革命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资源，长期支撑着现代中国，先后完成了几件大事：第一，是走出近代陷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第二，是快速工业化，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可以说，这是在长城和大运河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千年工程。第三，是从抗美援朝到援越抗美，经过20多年，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第四，是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和实验，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发动了“鸣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种革命文化产生了许多经典作品。2007年9月25日，国家大剧院建成后首场演出，上演的就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是1964年的作品。这也就是说，建国近60年，真正能够代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还是毛时代的作品。
玛雅：这种经久不衰说明，革命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蕴含在那个年代的经典作品之中。这种力量在我们今天的日常记忆中虽然已经褪色，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精神力量是不朽的。
祝东力：的确是不朽的。现在喜欢说那个时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其实当年的“激情”不是没来由的，并非仅仅是“激情”。因为当年的理想是解放中国，解放全人类，摆脱一切剥削和奴役。你可以说它是乌托邦，但它在当时足以激动人心，能够把一切寻求理想的人们，或者还有一点情怀的人聚集起来。这种理想，这种乌托邦对艺术从业人员创作态度的影响，从当年《红色娘子军》的排练也可见一斑。当年，第一代琼花的扮演者白淑湘到海南体验了一年生活——当年的海南可不像今天是旅游胜地，全体演员包括乐队都到山西大同下连当兵，不只是练练稍息立正，而是射击、投弹、刺杀、夜行军，完全和解放军战士一样。
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当然经得住历史检验。前几年，2003年，是法国的中国文化年，《红色娘子军》到法国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一共19场。第一站是里昂，演出5场，场场爆满。之后其实也要到巴黎去演出，但巴黎的很多权威舞蹈评论家都想先睹为快，就赶到里昂来看。后来他们写文章，对《红色娘子军》的价值和内涵，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已经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法国是芭蕾的故乡，40年前创作的《红色娘子军》在当代能产生这样的影响，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当年中国革命反抗一切剥削和奴役的理想包含了人类的普适价值，还有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都是能够被后世共享的。
“文革”失败与意识形态“硬着陆”
玛雅：在今天这样一个“万花筒”的时代，真正具有思想和艺术成就、能够为后世共享的文化作品，却要到“清一色”的毛时代去找，这是一个吊诡，也是一个遗憾。
祝东力：某种意义上，那的确是一种“过去时”的文化。在20世纪，以“革命”为核心的文化，经历了萌芽、成长、高涨和泡沫化的全过程。就拿“文革”来说，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环节，在这10年里，革命意识形态从高涨走向泡沫化，最后泡沫破碎，曲终人散。本来，在“文革”前半期，在社会实践层面，群众运动就已经经历了放→乱→收→死的循环，本来就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1971年，“九一三”事件像一场政治地震，给人们突如其来的打击。因为像林彪这样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这样如日中天的副统帅，突然出走，自我爆炸，不但使“文革”叙述破产，使人们对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期待，一下子全落空了，而且使人们对整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怀疑。所以，首先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开始形成和蔓延。
1972年初，诗人北岛才20岁出头，就在书信里论述“怀疑”的重要性。根据后来的回忆，从1972到1974年，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进入了黄金季节，在两年时间里形成了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就是后来“朦胧诗”的前身。同时，知识青年们传唱外国歌曲，交流“灰皮书”和“黄皮书”这类“文革”前的内部读物，精神生活完全脱离了“文革”轨道。在这种氛围里，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学术探索也在暗中进行，基本的发展逻辑，是围绕“文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首先从毛泽东著作中寻找答案，继而读马、恩、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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