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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袖”和“情痴”——兼析“政治历史小说”说及其论证方法

时间:2009-8-8 16:54:45  来源:不详
细节,甚至某些闲闻插曲和只言片语,从中直接概括引伸出政治主题。如他们所引述的四大家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说法,贪赃枉法、图财害命的事例,被抄没、被监禁的情节,这些诚然接触到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的政治斗争,自有其社会意义,但是他们不顾其分量、角度、地位和作用,把这类资料罗列集中起来,归结为《红楼梦》的主要内容,并进而联系到康、雍、乾三朝的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说来似乎头头是道,实则舍本逐末,远离实际,只能阉割和歪曲《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和思想意义。

  他们往往忽略根本,只抓住某些枝节。如举第四十六回鸳鸯誓死拒绝贾赦时所说的“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举第十六回黛玉拒收宝玉转赠的鹡鸰香串时所说的“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认为把矛头指向皇帝。前者旨在强调鸳鸯的反抗决心,但使用这些词汇,也可以从中看出曹雪芹的放荡不羁,了无顾忌,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并不那么诚惶诚恐的风貌。后者旨在渲染黛玉的高洁和孤傲,尽管有人认为她所斥骂的只是北静王永溶,并非皇帝,但是,曹雪芹是应当考虑到这句话的分量和可能引起的联想的,这样着笔,也不能不反映他的无所顾忌的态度。然而,这些例子的意义不过如此,若要引伸为他反对皇权,或矛头直指某个皇帝,恐怕就太过了。某些细节或只言片语,可以显示作者精神面貌的某些方面,但不能认为小说的主要倾向就在于此。我们评价作品的时候,应当顾及这些方面作恰如其分的分析,但它毕竟是次要的,不能把它和通过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倾向性等量齐观。

  他们还往往忽略作品所描写的客观内容,津津乐道作者在某处所透露的创作意图应当如何理解,批者在某些批语中所指出或暗示的小说主旨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些也不应当不加注意,但只能作为参考和辅助材料,不能孤立地、片面地据以立论,代替对作品实际的考察和分析。否则,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

  四、索隐探微。在摭拾《红楼梦》一书中的政治描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情况下,他们就采取索隐的方法,希图在字里行间,找出微言大义来。举例来看:

  脂本第二十一回“谁知四儿是个聪敏乖巧不过的丫头”一语下,有夹评云:

  “又是一个有害无益者。作者一生为此所误,批者一生亦为此所误。于开卷凡见如此人,世人故为喜,余犯抱恨,盖四字误人甚矣。”⑧据说“四字误人甚矣”,是借题发挥,矛头指向对曹氏家族实行政治打击的康熙第四子雍正皇帝。姑勿论已有文章指出,“四字”原指书中“聪敏乖巧”而言,与四儿的“四”字无关,完全扯不上排行第“四”的允祯,退一步说,即使批语确实借题发挥,“四”字明指四儿,暗喻雍正,那也是批者所见,未必是作者的本意。再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相信,这确是作者的本意,这种牵强附会的文字游戏,又怎能体现《红楼梦》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寓意,表明曹雪芹的高明和伟大!

  本文所辨析的曾文对“情痴”,的解释,也是索引之一例。作者从“政治历史小说”说的偏见出发,带着“政治”的眼光,去思考和探索,遇到可以牵合之外,粗粗一看,正投所好,就不加细察,速下论断,所以,始则不顾《世说新语》“任育长”条的全文及其所属类别,把“失志”当成“政治上抑郁‘失志’”,认为王才丞相所谓“有情痴”具有政治内容;继则不察欧阳修《玉楼春·尊前拟把归期说》一词的全篇意旨,认为他所说的“有情痴”既然“不关风与月”,就必然具有“政治涵意”。与此同时,在词性、对仗的理解上也极尽牵强附会的能事,而无法自圆其说,据说“情痴”和“红袖”相对,把“情痴”理解为“在男女爱情上表现得十分深沉的人”,“不但字面不切”,而且“词性都对不起来”经他把“情痴”考证为“政治上抑郁”的“乖僻人”,引伸为“政治上‘狂悖’‘乖张’”的“叛逆人物”,就“不存在词性不同的问题”,而且“对得极巧妙”。字面犹是,词性依旧,却偏要如此说法,真叫人莫测高深!索隐探微的方法,其结果往往如此,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

  在《红楼梦》研究当中,考证是需要的,不应当排斥的,特别是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和《红楼梦》的传抄续撰、刊刻等情况,考证的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而由于《红楼梦》写作手法的特点,对其中的某些春秋笔法和预示人物和故事结局的诗词之类,从作品实际出发进行一些探索,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脱离作品本身的牵强附会索隐猜谜,笔者期期然以为不可。抱持着某种偏见,脱离作品本身,在字里行间,寻求微言大义,恐怕免不了要退到索隐派的老路上去。

“政治历史小说”说是“文革”中提出来的、是和当时片面强调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左倾思潮相适应的,在那一段时期内,曾经被广泛地奉为金科玉律。拨乱反正以来,对于过去的提法,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是完全正常的。这不是极端化简单化地把一切颠倒过来,而是从实际出发,针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政治历史小说”说,既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会造成混乱”,经过辨析而加以澄清,也是理所当然的。笔者不敏,特撰此文,试加辨析,和曾扬华同志及其他持此说的同志们共同商讨,并向大家请教。

  注:

  ①《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辑。

  ②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下之下《纰漏第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王先谦校订本。

  ③《全宋词》第一册第132页,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

  ④刘梦溪:《〈红楼梦〉的思想性质和艺术表现手法问题》、《红学三十年》,《红楼梦新论》第370页、第4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

  ⑤张锦池:《也谈〈红楼梦〉的主线》,《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1辑。

  ⑥蔡义江:《目前〈红楼梦〉研突中的几个问题》,《红楼梦学刊》1979年第l辑。

  ⑦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梦边集》第29—8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32年10月第1版。

  ⑧有正本评语相同,惟“犯”作“反”。〔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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