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关键词】 魏晋 清谈 论体文 学术史 骈俪 逻辑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一个充满着睿智和哲思的时代，宗白华称之为"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注解：《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而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我以为不是缘情绮靡的诗和铺张扬厉的赋，而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神智的清谈清言和思虑深湛、文采精拔的论体文章。有关清谈的研究，海内外学者的相关成就令人瞩目，而有关这一时期论体文的研究，则不免稍显逊色。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探绎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试图为魏晋思想史、文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值得关注的边缘领域。
一
汉魏之际是中国学术大蜕变的时期。绵延已久的两汉经学在自身日趋繁琐的同时，又与空疏的谶纬神学相结合，章句之学渐疏，而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习气日长。曾经因受到汉代统治者独尊而辉煌一时的儒学，遂不得不慢慢消隐在主流思想和主流学术之外，以道家思想为本体的玄学在经过了较长时期的酝酿后悄然登台。魏明帝时代的傅嘏、荀粲、裴徽等即开始以校练名理为务，把汉以来奉为至尊的六经黜为"圣人之糠NFDAE"，而且"叛散五经，灭弃风雅"[注解：仲长统：《述志诗》，《后汉书》仲长统本传引。]的呼声则早在此前即已响起。虚胜玄远的理趣遂借经学蹈弊而入主当时的思想界。正始时，何晏、王弼以天纵之才气，以道家理念诠解儒家经典，把老、庄与《周易》相结合，在士流中扇成风气，成为士人清谈的主要谈资。玄学的兴起是对汉末繁琐空疏的经学和神学的反拨，它打破了某种思想体系长期独尊的局面，援道入儒，兼重思辨和感悟，使玄学以亲切而灵动的面目出现在士人面前。正始十年，王弼、何晏相继去世，而由他们奠定的玄风却未尝稍熄，反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并得嵇康、阮籍以及晋代诸贤的加盟，而蔚成一时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这股充满睿智的主流以清谈和论体文创作为主要的表现领域。
"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注解：朱自清：《经典常谈·文第十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0页。]朱自清在此是就先秦诸子体式的变化而言的，但于魏晋由清谈而著论，也是如此。只是先秦诸子毕竟表现为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而魏晋则是一体二用，是同步进行着的。论体文的起源很早，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认为：群论立名，始于《论语》。《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虽有"论"名，但很可能是后人追题的。《文心雕龙·宗经》："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前者追溯以"论"名篇的起源，后者禀经以谈"论"的体式，其说虽有可商之处，但对后人影响实至为深广。论的品类颇杂，刘师培《论文杂记》认为："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之言，皆为论体。"但按照刘勰的说法，只有在方法上"弥纶群言"，在内容上"述经叙理"，才是论家之正体。清谈，作为一种思辨和谈论方式，直接渊源于东汉时期的清议和谈论[注解：参见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而魏晋的人物品评和玄学潮流以及论体文的创作与之相结合，更使其学术意味和文学色彩愈趋浓厚。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中曾将魏晋士人分为"学者"与"谈者"两类："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其中未尝无好学者，然所学亦正以供谈资。"赵翼的划分是符合实际的，他既揭示了学者与谈者的不同，又注意到了二者的联系。
魏晋清谈的范围相当广泛，但其主要内容不外人物品藻和谈玄说理二端。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即从清谈和著论双水并流的角度，分析了二者之间相互生发的依存关系：
〖GK2!〗魏晋之际，世极乱离，学靡宗主，俗好臧否，人竞唇舌，而论著之风郁然兴起。于是周成、汉昭之优劣，共论于庙堂；圣人喜怒之有无，竞辨于闲燕。文帝兄弟倡其始，钟、傅、王、何继其踪。迨风会既成，论题弥广。[注解：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论说第十八》，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页。]
刘永济这里将"人竞唇舌"和"论著之风"相提并论，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世说新语》卷中《品藻》等部分，即大体是当时清谈人物的记录。古代帝王以及其他历史人物和魏晋之世的名士，都是被品评的主要对象。而在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和《全晋文》中，品评人物的论文也是开卷可见。有专评一人的，如魏文帝的《孝武论》，夏侯玄的《乐毅论》等；有两人比较的，如孔融的《周武王汉高祖论》，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曹植的《汉二祖优劣论》，钟会的《夏少康汉高祖论》，张辅的《管仲鲍叔论》、《班固司马迁论》等；也有综论一群人物的，如戴逵的《竹林七贤论》等；还有权衡两地人物的，如孔融的《汝、颖优劣论》，伏滔的《青、楚人物论》等。这些形式多样的人物品评，虽然不一定全部是庙堂共论和闲燕竞辨的文字结晶，但其中与之关联密切的毕竟不是少数，如魏文帝的《周成汉昭论》、钟会的《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等即与庙堂共论的主题完全一致[注解：钟会《太极东堂夏少康汉高祖论》云："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侍中荀NFDBA、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见《全三国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8-249页。]，其互相之间的影响当然也是有迹可寻的。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士人臧否古人，实含有以古喻今之意。譬如嵇康的《管蔡论》就大胆为当时公认的历史罪人管叔、蔡叔翻案，认为他们原是"服教殉义，忠诚自然"的贤者，所以屡得文、武、周公三位圣人的重用。后来成王继位，周公摄政，他们远在东隅，"不达圣权"、"不能自通"，所以才"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他们的叛乱在当时的形势下，实属迫不得已。嵇康对周公的微辞，显然影射了当时挟持着曹魏少帝，常以周公摄政自拟的司马氏父子，其现实意义是昭然若揭的。其他如阮籍《达庄论》等对钟会等所谓"礼法之士"的批判，也是隐约可感的。所以清谈和论文的对象与主题虽然是相似的，但在论文中的展开似乎更为明确和坦诚，这大约也是它们同时兴起而不能互相代替的原因。
魏晋清谈的大宗是玄学义理。《文心雕龙·论说》曰："江左群谈，惟玄是务。"鲁迅曾从清谈主题的变化分析由汉末清议到晋代清谈的历史变迁说："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清谈了。"[注解：《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7页。]谈玄是当时热门，许多名士都醉心于此。大凡本末有无的问题、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意关系等，都是清谈圈内热衷探讨的问题。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玄理的内容是因时而变的，从老庄到释藏再到融通各家，不能一概而论[注解：参见拙作《汉魏六朝论文主题的历史演进》，《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而且每一时期的思想也显得较为复杂，像王弼、郭象虽多据老庄思想立论，但调和儒道的意思也颇为明显，而裴NFDC5、范宁、干宝则更以维护传统礼教、捍卫儒家经典为己任。有的学者把魏晋南北朝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期，大约正是基于这一思想现实[注解：汤一介：《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中国文化》第10期，中国文化杂志社1994年《创刊五周年纪念号》。]。而且由于参与清谈的人数众多，自然也就会出现一些谈得很杰出的人，譬如何晏就堪称早期清谈的领袖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云："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另如东晋的谢安、支遁等也都谈锋甚健，声誉广被。但由于清谈不仅仅"理致甚微"，而且"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注解：《世说新语·文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当时和后来的论文创作。《世说新语·文学》云：
〖GK2!〗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NFDC6）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既时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座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复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座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口谈与笔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有些论文或许就是敷演清谈的内容而写就的。像此处提到的"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就很有可能是后来收录在《全晋文》中的某一篇，当然现在我们难以作具体的实证了。
与清谈内容的"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注解：《文心雕龙·论说》。]相对应，魏晋时期注释老、庄的风气也颇为盛行。《晋书·向秀传》云："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故魏晋之世玄风独振，实赖向、郭之力。论文创作也以阐释老庄思想为宗旨，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魏代阮籍的《达庄论》、《通老论》，何晏的《老子道德二论》（已佚）、《无为论》、《无名论》，晋代王坦之的《废庄论》，李充的《释庄论》，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江NFDC7 的《通道崇检论》等。可见其时论文创作的热点所在。
王弼、何晏、嵇康等都是清谈与著论同擅名声，同为时人和后人称赏的人物。他们的清言妙谈在《世说新语》中有着生动的记录，他们的论体文章也曾领一时之风骚。但到了西晋时期，像王衍、乐广等人，论文已鲜有传世者，一人而兼有二者之长的情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谈家的学识有分限，口才有辩讷。讷者在清谈现场不免会词穷气弱，便每每以笔论为武器。《世说新语·文学》云："江左殷太常（即殷融）父子并能言理，亦有辩讷之异。扬州口谈至剧，太常辄云：汝更思吾论。"殷融大约属于善属文而不善口辩一类，据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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