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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时间:2009-8-8 16:54:59  来源:不详
标注引《中兴书》,他著有《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等,"理义精微,谈者称焉。"又:"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可惜的是,殷融的论文一篇也未能流传下来。无独有偶,挚虞也是能著论而不擅清谈的人物,而乐广则是能清言而不擅著论,《世说新语·文学》云:"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洽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洽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这种情况多少反映了当时清谈与著论难以兼擅的尴尬情形,二者的互补关系恰在这种尴尬中得以体现。
  清谈与论文创作的相互生发,还与他们相对固定的组合有关。清谈的组合以有较为固定的对象为常。正始年间,以洛阳为中心,何晏、邓NFDBB、王弼、卫NFDC9、钟会、荀融等,即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谈玄群体,另如夏侯玄、应贞等的组合,"竹林七贤"等,都属于这一情况。随意拼凑的不仅罕见,而且因彼此的不够熟悉,难免有别扭之感,一般的不速之客只有叨陪末座的份了。如东晋的桓玄与殷仲堪就是常常终日相对,谈论不辍的。《世说新语·文学》云:"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刘孝标注引周祗《隆安记》云:"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这种两人对谈,想来他人是难以介入也是不便介入的。当然,固定的清谈组合,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清谈就是一团和气,彼此的攻难既必不可少,清谈的双方也不一定是相知相契的朋友。支遁与王坦之就属于这种情况,《世说新语·轻诋》云:"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林公道王云:著腻颜NFDBC,NFDBD布单衣,挟《左传》,逐郑康成车后,问是何物尘垢囊。"王坦之的《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对支道林也不无含沙射影的意思[注解:《世说新语·轻诋》云:"王北中郎不为林公所知,乃著《论沙门不得为高士论》,大略云……"]。但"绝不相得"的王坦之和支道林,一点也不妨碍他们成为清谈的对手和切磋论文体会的诤友。《世说新语·文学》云:"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王坦之)。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这一节对话比较微妙,但有关《即色论》的内容将会进入清谈的范围,似乎不应成为疑问。
  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是魏晋时期颇为特殊的文化现象,《世说新语》、《三国志》、《晋书》等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材料,它们在关注的题材和关注的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
  
  汉魏清谈的最直接启蒙是王充的《论衡》[注解:参见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汉人清谈清议往往从中取资。而且某论一经通行,学者咸加诵习,所以从汉代的情况来看,论著是清谈之本,清谈是论著的口语演绎。这当中的杰出之士即是蔡邕。《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云:
  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时人称其才进。戏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蔡邕为了维护自己清谈的独尊地位,得异书而"恒秘玩",其竞胜心态昭然若揭。而士人一获其秘,咸步其后,读书清谈蹑迹步踪蔡邕,可见一时风气之盛。特别是"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之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提高清谈水平的两个基本途径:名师指点和异书润泽。而其中《论衡》的影响堪称既深且巨,汉魏的论文便有不少留有《论衡》的思想痕迹,如王粲的《难钟荀太平论》即取意《论衡·儒增》诸篇,曹植《相论》、《辨道论》、《令禽恶鸟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等,也显然受到《论衡》的影响[注解: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一些欲增进清谈水准的士人往往想方设法与清谈名家攀上关系。因为这样的人太多,那些清谈名家对于来者清谈功底的深浅,就显得特别在意,在交接态度上也就尊卑有别了。张凭初举孝廉,负其才气,欲参刘NFDD1,先是"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刘NFDD1也是"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而当张凭稍后在刘府诸贤清谈遇有客主难通之处,于末座以简约深远之言,畅通彼此之怀,令满座皆惊,便马上以其妙善玄言而被刘NFDD1"延之上坐,清言弥日"[注解:《世说新语·文学》。],并推荐他到抚军司马昱那里,做了让人艳羡的太常博士。清谈既然成了晋身仕阶的砝码,自无不盛之理了。而且清谈名家的地位也特别受到尊崇,譬如何晏因清言妙谈不仅使他成为"天下谈士"的偶像,也成为当时权势宗尚的对象。东晋清谈领袖王导,其地位也不是一般的权贵所能比肩的,他因羸疾而不堪朝会,皇帝就亲临其府第,纵酒作乐。因清谈而见敬如此,其对士人的影响当然是不言而喻了。
  清谈的方式有多种,有的执他人之论以作清谈,如蔡邕对《论衡》的"恒秘玩以为谈助",《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仲堪"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闲强",对何晏《道德二论》的涵泳,即是其例。钟会祖述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以作谈资[注解:《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邵《王弼传》云:"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世说新语·文学》更说:"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刘孝标注即以嵇康《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及欧阳建《言尽意论》之文以实之,可见论文对于清谈的巨大影响。而且似乎从魏代开始,诵读论文就成为学童的日课(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魏志》曹植本传:"(植)年十余岁,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王僧虔《诫子书》说,清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所以他提醒儿子:"……且论注百氏,荆州《八NFDD2》,又《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注解:《南齐书·王僧虔传》。]汤用彤和余英时都认为,文中"言家口实"云云,都是指的清谈家的必读文献[注解:见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6页;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中国文化》第8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余嘉锡甚至认为:"清谈之重《四本论》如此,殆如儒佛之经典矣。"[注解:《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凡此都可昭示论文对清谈的影响。
  恒玩他人著论以作谈资,是清谈家的通常做法。但也有不少清谈家为了能增加清谈的机锋,往往预制论文,以求出奇制胜之效。《世说新语·文学》云:
  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谓曰:"身与君别多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
  王长史即王NFDC6,虽然受到了支遁的一顿奚落,但他"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却明确反映了当时依论而谈的一种基本情形。另如支遁的清谈老庄,也可以在其《逍遥论》中寻得端绪,后更以支遁之说作为清谈界的共识。《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遂用支理。
  一家之说要成为同界的共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清谈中的互相争胜心态是昭然可见的。如王僧虔《诫子书》云:"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王逸少在会稽时,孙兴公曾带支遁一起去拜会,受到了王逸少"不与交言"的冷落,"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流连不能已。"支遁这里作的"数千言",与他在白马寺中同冯太常共语的有关《逍遥》的"新理""异义",大约即是后来广被声誉的《逍遥论》了[注解:《逍遥论》原文已佚,仅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辑录有部分文字。近人严可均《全晋文》、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和徐震NFDE1《世说新语校笺》均有转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文中互文见义,指出嵇、阮论文的共同特色是师心与使气。而清谈的环境特点决定了这种师心与使气的风气只会更炽。《世说新语·文学》曾将许询与王修在会稽西寺往复辩论的情形作了绘声绘色的记载: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许询时年约16岁[注解:参见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而王修只有12岁。虽然12岁的王修已凭借其《贤全论》赢得了其父王NFDC6以及刘NFDD1"足以参微言"[注解:《晋书·王修传》。]的高度评价,但在"苦相折挫"的许询面前,也不得不一次次败下阵来。而许询的耻与王修并称,以至要"共决优劣",其实也不完全是一种少年意气,而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清谈心态。
  但每一次清谈并不总是以或胜或负的形式终局,有时因为双方观点过于悬殊,或者论辩实力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晋书·孙盛传》记载:
  孙盛字安国,……及长,博学善言名理。于是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
  如果说许询与王修还只是口头上的共决优劣的话,孙盛与殷浩的谈论则又辅以激烈的动作,带来的竟是一种"理竟不定"的尴尬。至于殷浩对孙盛《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的无处发难,也显然是将清谈中的"抗论"带进了论体文的创作领域,是清谈的自然延续。
  清谈不止是手执麈尾的清言雅谈,所谓"伟质软蔚,岑条疏理。体随手运,散飚清起。"许询:《墨麈尾铭》,《全晋文》卷一三五。]手持麈尾的风雅只是清谈名理的一种形象辅助,清谈的宗旨是辨析名理,所以一人发论之后,必以有人发难为盛。《世说新语·文学》云:"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否?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因此,清谈须遵循一定的程式,一般是一方发论,一方诘难,发论方再加答辩,往复争论可至数番(或称"数出")。又因为清谈各方往往要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如何折服对方,如同用兵作战,很讲究战略战术,一些清谈名词如"坚守城垒"、"云梯仰攻"、"汤池铁城"、"崤函之固"等,都是清谈策略的形象概括。《世说新语·言语》云:"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或者顺着自己的思路去谈,或者避其锋芒,或者釜底抽薪,真是用尽心机。
  由于双方各执一理,有时不免会出现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情况,所以作为评判的第三者就显得必不可少了。评判的目的是寻找辩难双方的契合点,疏通各自的思维障碍,以使名理彰明,使辩难双方两情相得。其情形如《世说新语·文学》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
  当然,如果谈者城隍坚固,发难者自然也就理屈而退,判的作用也就可有可无了。如殷中军虽思虑周全,偏精《才性》之论,但每每言及《四本论》,"便苦汤池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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