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恶意”和“过剩”会带来更大的“不幸”，而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幸福”。这一点，阮籍意识到了。阮籍还意识到，既然人的一生如自然的更替，那么，如果自然永不停息，永远更替，那么幸福也就难以永续！当然不幸也不能永续（这是我们平常的思维），但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却只见人类获得的幸福最后必定失去，却几乎不见不幸的命运必然过去，只见“冬天”，却不见冬天之后的“春天”；只见“繁华必有憔悴”，不见“憔悴必将繁华”；[5]只见“华草成蒿莱”，不见“蒿莱成华草”。[6]这种生命的凋零，人生的悲剧，在阮籍看来是不可逆转的。而《古诗十九首》却有不一样的生命内容，“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7]衰败的秋草，经回风而变得茂盛葱绿了，这是生命的重生，是对生命的自信。

时间永是流驶，人世依旧推移。一切幸福的事情必将自然而去，一切不幸的悲剧也就接踵而来。第十八首的“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第二十二首的“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第二十七首的“盛衰在须臾，离别将如何”，第四十二首的“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第六十六首的“失势在须臾”，第八十二首的“荣好未终朝，连飚陨其葩”，等等。阮籍从自然现象的盛衰荣枯，写到人世的否泰盈冲。在阮籍看来，人世是不可预测的，存亡之间，浮沉之际，“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8]“生死道无常”。[9]人们不是对“生”的恐惧，而在“生”的时候要随时面对“死”，这是恐惧心理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的不虞，人世的不测，给人们带来恐惧感，生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这也是造成人生悲剧的原因。

表现得尤为突出的是第七首：“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覩卒欢好，不见悲别离。” 随着三旬的推移，四时的更替，忧伤、悲苦、无助、孤独，人世间的一切不幸都一起充斥着心中。虽然只愿目睹欢快美好，不愿看到别离之悲，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最终“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10]从外在的容貌到内在的精神，都在慢慢地消损。

在时间的流驶中，自然从荣华走向了枯萎。而人类的幸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第三十一首的“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不正是表现了人类从幸福走向不幸吗？曾有的幸福（朱宫）都会随着人世的推移而消失（尘埃），最后身成土灰，一切归于虚无。

三

对他人的恶意，对欲望的过剩，是人类不幸的主观原因；而时间的流逝是人类不幸的客观原因。所以在普通人看来，人类的不幸是不可抗拒的。但在阮籍那里，可没有这样悲观，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难以得到的幸福，即永久的生活。

（一）放弃过剩，远离世俗。

德国哲学家说，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只要欲望存在，那么痛苦就不停止。这点看法与阮籍有相似之处，追求过剩的生活，必然带来不幸的命运。所以，为了获得幸福，就必然放弃过剩，重新走上有节制的生活。

这是阮籍的理解，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存在一些对永久的生活（即幸福）毫无知觉的人们。阮籍关心的虽然是人类的全体，但并不是说阮籍要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毕竟不道德家，他虽然意识到人类的悲苦命运，但并不试图去感化他们获取幸福。所以阮籍只追求自己能够与他们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二十一首的“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阮籍只想做一只“玄鹤”，“一飞冲青天”，远离世俗生活；第二十八首的“岂效路上童，携手共遨游”，阮籍不想和“路上童”一样，孜孜以求于“得失”之间；第四十三首的“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阮籍希望身处“青云”之上，不想受困于世俗的“网罗”之中；还有第五十八首的“岂与蓬户士，弹琴诵言誓”，第五十九首的“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等等。这些“岂”字的运用，都明确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不与这些“路上童”、“乡曲士”、“蓬户士”、“缤纷子”等世俗之人有什么关联，不想受世俗生活欲望的制约。

生活在阮籍时代的人们，有平庸之辈也有优秀之士。平庸者困于世俗之“礼”，这些人在“礼”的范围毫无办法，而且这些人也只能在“礼”的范围内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与幸福。阮籍也明白，在那个不幸的时代，平庸的人们沉迷于平庸，优秀的人们却不能都表现为优秀。也只有优秀中的优秀者才能对自我精神、自我良心的健康具有充分的信任。

而阮籍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者。在生活中，阮籍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11]这是嵇康给予阮籍的评价，这是知音之间的灵魂勾通。但阮籍的这种放浪之行一为“避难”，二为“毁礼”，是对世俗之“礼”的蔑视，而非真正的物质欲望的过剩。在他《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只有两处出现“酒”字，一处是第三十四首的“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一处是第六十七首的“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而且两处都不是表示阮籍对酒的嗜好。前者是因“思我故时人”而以酒表情，表达物是人非的凄凉之感，本身并不是对酒的喜好；而后者“玄酒”其实就是“水”，不过是俗礼中的一种象征品而已，并非真正的酒，只是阮籍所讽刺的对象，也并不表明对酒的欲望的过剩。在阮籍看来，只有放弃过剩的物欲，远离世俗之礼，才能达到自我精神的释放和自我良心的充满，这才是幸福。

（二）超越尘世，追求仙道。

对物质生活的过剩欲望，在阮籍看来是在追求“地上”的快乐，就是一种过剩的人生。要想解脱人类的不幸，那得超越尘世，到“天上”寻找，寻找一种仙道的生活。尘世只能让人成其为“人”，人总有一死；但如果人成了“仙”，那么生命就是永恒的。阮籍的《咏怀诗》中多次提到对仙道的追求。第十首的“焉见五子乔，乘云翔邓林”，第三十二首的“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第五十首的“乘云招松乔，呼噏永矣哉”，第八十一首的“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等等。这里的“松乔”是神仙的代表，阮籍追随神仙，是因为他们“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12]

其实，阮籍的这种希望通过仙道来获得幸福的主张，也只是他的一个美好愿望而已。他知道他的这种愿望是无法达成的，他在第四十首和第四十一首连续写道：“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仙志”和“人志”是不相符的，“仙道”和“世道”是不相通的。阮籍在第七十八首和第八十首更是表达出了：追求仙道就是自寻愁苦，自取摧折。这种绝望后的清醒，或清醒后的绝望，让阮籍痛苦不已，感叹“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13]谁说玉和石是一样的呢？我有“玉”一般的追求，但我却不能成为“玉”，不能成为超凡之士，这是怎么样的痛苦啊！这更加重了悲剧的程度。

明知仙道的不可遇，却死死地追求仙道，这是阮籍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矛盾心理更可见阮籍对尘世生活的厌恶，对超凡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紧紧抓着“仙道”不放，一心只认为阮籍想成神成仙。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认为，只要超越尘世，成为超凡脱俗之士，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超脱与幸福。

（三）顺应自然，寻求道真。

当人们意识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时候，往往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无限的奉献；一种是在有限的生命的享受无尽的快乐。《古诗十九首》也有对生命短暂的思考，它的思想比较复杂，第十一首的“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表达了在有限的生命里应立身有为的思想；第十三首“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第十五首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却采取了消极的办法，想通过“饮美酒”、“秉烛游”等一些地上的快乐来消除心中的忧愁。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于司马迁几百年的阮籍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阮籍没有自轻自贱，他的死不会“轻于鸿毛”；当然阮籍也没有自高自强，他的死也不会“重于泰山”。对于“死”，阮籍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

阮籍的思想与道家的思想有承袭之缘，道家的顺其自然而养生的思想，一定会深深地影响着阮籍的思想。所以在养生或追求人生幸福时，阮籍也崇尚了顺其自然的理念。对于“穷与达”，“生与死”，阮籍都能坦然地面对。第十五首的“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第十八首的“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第二十八首的“穷达自有常，得失又何求”，第五十六首的“贵贱在天命，穷达自有时”，等等，在阮籍看来，穷与达是天定的，生与死是自然的。自然由荣而枯，人生由福到祸，由生而死，这是无可逃避的。阮籍在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中多次提到：“性命有自然”[14]、“死生自然理”[15]、“自然有成理”[16]。当一个人意识到“死”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不可知的力量在操纵时，那么他的心里就没有了恐惧感，增加了安全感，人生的悲剧感也就慢慢的淡化了。

既然生命的存在与消亡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对待生命就应该顺其自然。阮籍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自然之中，“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17]“寄言东飞鸟，可用慰我情”，[18]物与我在阮籍的胸中已经合而为一，“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19]，他和庄周子一样，在自然中找到了生命的存在方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我合一，物与神游。

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并不等于人就应该听命于上天的安排。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可以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化被动听命为主动顺应。在阮籍看来，那就是寻求一种“道真”。何为“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见，“道”是万物本源。何为“真”？陶渊明在《饮酒》中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真意”在陶渊明看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这“真意”只有在“心远地自偏”，远离尘世之时才能感悟得到。虽然“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0]但我们还是能解“真”之意，它是接近于真理的，靠近万物本源的规律。第三十四首的“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这与陶渊明推崇自然的生活理想有相近之处；第四十二首的“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只要心中拥有“道真”，拥有万物本源的规律，就不会受世俗“宠耀”的侵蚀；第七十四首的“咄嗟荣辱事，去来味道真。道真信可娱，清洁存精神”，更是指明了，“道真”不仅可以去除“荣辱”之念，更是可以保存清洁的精神。只要万物存在，“道真”就存在；“道真”存在，精神就存在；精神存在，生命就存在，就永恒，就不会有人生短暂的苦恼，不会有生命消逝的悲剧感。

以是上我们对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人生悲剧意识的理解。“悲剧”原来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与“崇高感”有着密切的联系，给人以力量与心灵的净化。如果说西方的悲剧意识在于由悲而崇高，那么阮籍的悲剧意识就在于由悲而深沉，由悲而澄明，从而看透人世，寻求物我的统一

注释：

[1]马承五.诗歌论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66页

[2]（日）吉川幸次郎. 中国诗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42页

[3]（日）吉川幸次郎. 中国诗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144页

[4]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其十六首

[5]同[4]，其三　　　　　[6]同[4]，其五十首　　　　[7]同[4]，其十二

[8]同[4]，其四十一　　　[9]同[4]，其第五十三首　　[10]同[4]，其三十三

[11] 陈振鹏　章培恒.古文鉴赏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5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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