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思潮悄然涌起，人性开始觉醒，文学自觉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尚倏然产生。曹丕“诗赋欲丽” ［9］ 的主张，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10］ 的观点先后提出，标志着文学的经学附庸角色开始转变，其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开始确立，文学艺术美的形式及抒情功能已为人们所接受。诗、赋可以不必汲汲于讽谕、教化，赋的根本功能、作用在于抒情，这是魏晋赋学观对汉代赋学观的一大超越和根本性的突破。
在曹丕“诗赋欲丽”观点提出的同时，曹植提出“辞赋小道”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11］ 曹植认为，辞赋的作用、功能，并非在于“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否定了赋的讽谕教化作用。他认为，辞赋乃“小道”，并非经书一类崇文高论，因此其表现范围应广阔得多，“街谈巷说”、“闾里风谣”，以及庶士匹夫之情思均可以成为表现内容，这就从文体性质、题材、内容方面，为赋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辞赋小道”的观点，是对两汉以来赋学观贵族化、宫廷化和政教化特征的否定和冲击，而表现出新赋学观的平民化、通俗化和情感化特点。正是“缘情”和“辞赋小道”观点的结合形成了魏晋人具有大众化特征的赋学新观点。在新的文学风尚和赋学观念下魏晋赋风大变，体制宏丽的讽谕大赋已相当少见，咏物抒情小赋大量涌现，魏晋人视作赋为一种即兴咏叹，抒怀叙志的个体活动，而非庄重严肃的崇高事业;赋不再是一种政教工具，而是一种情感载体，它书写灵活轻便，贴近人生，走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魏晋赋表现为体制短小，题材丰富且趋于小化细化，描绘细腻，抒情性浓的特点。魏晋之后，从刘宋至齐梁，此风相沿并愈趋绮靡。
魏晋赋风与两汉迥异，魏晋人的赋学观亦有别于汉人。虽然，刘勰对汉赋宏博的形式也有过批评，说:“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 ［1］（《才略》） 但总体而论，刘勰肯定和推崇汉大赋的态度是明确的。刘勰认同并接受汉人“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以此标准看待评价汉赋，故中肯而切合时宜。《诠赋》中称司马相如《上林赋》“繁类以成艳”，王褒《洞箫赋》“穷变于声貌”，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扬雄《甘泉赋》“构深玮之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含飞动之势”，对汉大赋作家及其宏丽之赋一并加以肯定和推崇，举为“辞赋之英杰”。遗憾的是，他未能以通变的精神去看待魏晋赋，去认同魏晋人的赋学观，而仍以“宏丽”“讽谕”的标准来衡量评价魏晋赋，局限和偏差必然出现。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乃因其反对齐梁文风所致。
三
中国文学自建安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晋、宋、齐、梁诸代作家学者的努力，在艺术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文学的各种表现技巧和方法，如对仗、声律、练字、辞藻、比兴、熔裁等，都得到进一步探索和提高，诗、文、赋各体文学创作，均展示出艺术形式美的特征，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绮艳华美的文风。伴随文学艺术形式的进步和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与此风相联系的作品内容的狭窄和苍白。
刘勰生当齐梁之际，目睹绮艳文风弥漫，深感不满而大加挞伐。他在《文心雕龙·丽辞》篇说:“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对魏晋时期诗文描绘的细腻，文字的对偶，遣词造句的精密，情感表达的巧妙而体现出雕琢痕迹多予批评。其《指瑕》篇曰:“晋末篇章，依稀其旨……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批评自晋宋以来，作品情感意旨模糊空虚，文风空泛浮夸，相沿不改。《通变》篇曰:“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又曰:“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认为近世文学的发展愈加浮艳，缺乏质实的内容，真乃一代不如一代了。总之，刘勰批判的矛头直指晋宋以来的文风，遍及“魏晋群才”、“宋来才英”、“今才颖之士”。并认为晋宋齐梁辞赋乃此种绮靡颓败文风之典型，《情采》篇曰:“……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这种一概否定、贬斥的态度，实际上与他的艺术修养和文学观又是矛盾的，但为除绮艳文风，就不能给它以应有的地位，此乃“除恶务尽”，或曰“矫枉过正”吧。刘勰以变革齐梁文风为己任，反对绮丽的文风，并认为形式美的追求始自魏晋———“魏晋浅而绮”，且源于辞赋。那么，魏晋辞赋大有始作俑者之嫌了，自然不为刘氏所重视。
面对浇薄文风，刘勰志在救弊起废。他倡导“征圣”“宗经”，他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1］（《征圣》） 他又说:“故练青濯绛，必归蓝 ，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1］（《通变》） 主张向古圣先贤之文学习，向经书学习。诗文如此，赋亦当如此。当然，汉赋算不得“经”，但当刘勰引导人们向前代先人去寻找规矩范式之时，于赋自然首推富含颂圣颂美的汉大赋了。
由此可见，正是从变革齐梁文风的目的出发，刘勰推崇汉赋而批评魏晋以来的抒情小赋。因此，刘勰不是以魏晋人的赋学观，而是以汉人的赋学观，不是尊重魏晋新赋风的特点，而是以汉赋为标准来观照评价魏晋赋，也就可以理解了。毋庸置疑，刘勰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杰出的理论才华，他对文学艺术的体悟和把握是相当深入的，论及艺术技巧、手法之种种，他津津乐道，并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儒家的思想及诗教观又给他以深刻的响影，为政教之用，他又必须强调宗经征圣。在艺术和政教两方面，他常常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使其文学观常表现出龃龉和矛盾。他希望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形成艺术与政教之合力，实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但如此“中庸”“中和”之美，似乎未易达到;而或“绮”或“艳”，或“侈丽”，或“浮夸”，处处有之。于是，刘勰对晋宋之文就大加贬斥了。应该看到，晋宋齐梁之文对艺术美的追求，一方面造成了“为文造情”、“采滥忽真”之弊，尤其是齐梁贵族及宫廷文人的作品，大多绮艳浮靡而缺乏充实的内涵;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华实相符、情采兼美之作。且晋、宋、齐、梁诸代文风未可一概而论，魏晋之际乃尚丽求巧之始，华美的形式尚未能掩其质实的内容，宋齐以下乃愈发“富艳”“绮靡”，并流风不返。另一方面，晋、宋、齐、梁诸代作家学者，致力于文学艺术技巧的探索和追求，大大推进了文学艺术形式的进步和发展，使文学形式美得到了充分展示，文学艺术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掘;其艺术创造及开拓之功，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勰曾说过:“ 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 ［1］（《程器》）在他看来，文学与政教，二者并非平行关系，士人的文学艺术修养及才华终须为经世致用服务，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修齐治平人生理想的最根本体现。明白这一点，则刘勰文学思想之矛盾，以汉大赋为宗而缺乏对魏晋抒情小赋的认识，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作者之必然，而后世读者则未必所以然。
综上所述，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了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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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扬雄：《甘泉赋》［A］.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8］扬雄：《羽猎赋》［A］.文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9］曹丕：《典论论文》［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陆机：《文赋》［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曹植：《与杨德祖书》［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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