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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

时间:2009-8-8 16:55:01  来源:不详
描写:“丰居华殿,奇构磊落。万宇云覆,千楹林错。……耸浮柱而虬立,施飞檐以龙翔。回房旋室,缀珠袭玉。图画神仙,延祐承福。悬闼高达,长廊回属。”或许就是以陆氏庄园为蓝本而描绘的。陆机临死之前慨叹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1] (P1480)陆机《赠从兄车骑诗》云:“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文选》李善注引陆道瞻《吴地记》曰:“海盐县东北二百里,有长谷,昔陆逊、陆凯居此。”[14] (P1147)关于陆机的籍贯迄今还有江苏苏州和上海松江的争议,但华亭庄园的规模和豪奢似乎是不用怀疑的。晋咸宁六年(280),陆机20岁时,晋军南下,吴王孙皓投降。平吴之役,使南国世族大姓受到了重创。陆机的《赠弟士龙》、陆云的《答兄平原》和《与杨彦明书》等作品都再现了他们兄弟心中的震撼和悲伤。陆机《与弟清河云诗》其九云:“昔我斯逝,兄弟孔备。今予来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泪彷徨。”诗人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庄园残破的遗憾。陆云《答兄平原》云:“昔我先公,邦国攸兴。今我家道,绵绵莫承。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墉。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4] (P708)陆云将吴灭前后的家族遭遇和庄园变迁进行了对照,吴亡之前,陆氏家族拥有华堂广宅、高门修庭。吴亡之后,“将弘祖业,实崇奕世”[4] (P708)便成为陆机兄弟一生追求的目标。
    吴国灭亡后,太康四年(283),武帝采用华谭的建议,下诏启用东吴旧臣。面对西晋政权的启用政策,陆机选择了隐居和观望。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1] (P1467)。一直到了太康末年,他才决定与弟弟陆云一起入洛。可是,从离开家乡土地的那一刻起,也就开始了漫长的思乡之旅。其《赴洛道中作》写挥泪告别亲人的场景,写旅途上所见的景物,写自己怅惘的心境,在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和对未来的忧虑中,融入了深沉的孤独感和漂泊感。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云:“陆以不秀而秀,是云夕秀。乃其不为繁声,不为切句。如此作者,风骨自拔,固不许两潘腐气所染。”[15] (P291)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云:“士衡独步江东,《入洛》《承明》等作,怨思苦语,声泪迸落。”[15] (P292)即使是对陆机诗歌持否定态度的现代学者,对这二首诗也会青眼有加。
    离开故乡之后的陆机,在北方广漠的原野上奔驰拼搏,就像陆机《从军行》中所描写的远征人一样:“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他曾经担任太傅杨骏的祭酒;他曾经在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时担任郎中令,迁尚书中兵郎,转殿中郎;在赵王司马伦辅政时,他担任了相国参军;也曾经因为参与诛杀贾谧的功绩,被赐爵关中侯;在赵王伦阴谋篡位失败之后,作为赵王伦中书郎的陆机被收付廷尉。多亏成都王司马颖和吴王司马晏救助才幸免一死;从此他便衷心投靠了成都王司马颖。在他眼里,“(司马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1] (P1479)河桥之役陆机所率之军大败,因受小人谗害,遂遇难于军中。进入北方土地的陆机,如同走在钢丝上。谁会料到,河桥之地竟成为陆机的葬身之所。
    陆机失题诗云:“石龟尚怀海,我宁忘故乡”,无论是在得意之时,还是在死亡之际,陆机始终都没有忘记故乡。其《怀土赋序》云:“余去家渐久,怀土弥笃。方思之殷,何物不惑?曲街委巷,罔不兴咏;水泉草木,咸足悲焉。”其《思归赋》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其《赠从兄车骑诗》诗云:“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兹土,精爽若飞沈。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斯言岂虚作,思鸟有悲音。”透过陆机的诗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内心的焦虑感,陆机自己也敏锐地嗅到了将要面临的危险。《君子行》云:“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他在《豪士赋》中告诫齐王司马冏说:“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但是,陆机并没有急流勇退。因此,唐太宗也不无遗憾地说:“观机、云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睹其文章之诫,何知易而行难?”[1] (P1488)陆机不愿意采取张翰式的退隐,也不愿意尝试顾荣式的沉醉,他依然选择了勇往直前。即使他认识到勇往直前会带来生命危险,他也不愿意回头。只有留下来,只有继续奋斗,才会光宗耀祖。既然不愿归去,却又要反复抒写对家乡的思念。思乡,是陆机在孤苦的功业路上的精神寄托;故乡,是陆机心灵中惟一的避难所,是鼓励自己不断奋斗下去的精神动力。
    我们看到,陆机的乡曲之思中既有对庄园衰败的遗恨,也有身处异乡时对家园的眷恋。更加重要的是,故乡,已经成为陆机心灵的避难所。这便是陆机士族意识在思乡情结中的表现。陆机诗歌中的乡曲之思突破了历史上游子思妇诗歌的框架,为游子之歌注入了厚重的分量,丰富了游子之歌题材的内涵。

    陆机是一个功名意识极其强烈的诗人。其《猛虎行》云:“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其《长歌行》云:“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功业是他自觉的追求。在局外人看来,来到洛阳之后的陆机,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身不由己地挣扎在其中,直到被杀害。但作为当事人的陆机也许并不是这样的感觉,至少不全是这样的感觉。其《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云:“在昔蒙嘉运,矫迹入崇贤。假翼鸣凤条,濯足升龙渊。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轻剑拂鞶厉,长缨丽且鲜。”河桥之战前夕,在和司马颖的对话中,他自比管仲和乐毅,对自己才能非常自负。遥想士衡当年,“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1] (P1479)此时士衡将军的心态中虽然有忧惧成分,但更主要的还是一种自豪和满足吧。
    陆机强烈的功名意识的动机来自何方?由于《晋书·陆机传》中说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所以后世许多学者递相沿袭,皆认为陆机的功名意识与他崇奉儒学思想相关。表面看来,陆机服膺儒术,崇尚名教,勇于进取,以儒学为其思想根基。其实,陆机诗歌所缺乏的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德行意识和天下意识。
    确切地说,“儒术”不等于“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的“儒术”是一种外儒内法的政治权术,它不同于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领域的学说。但是,在《晋书》中作者似乎对两者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别:“郑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16] (P991)“张规……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7] (P2221)据此,按照《晋书》作者的理解,陆机所服膺的也就是儒学。而这里的儒学是与玄虚放达之士风相对而言的。毫无疑问,陆机不是一个玄虚放达之士,陆机是一个追求进取的士人。但进取之士并不同于儒学之士。陆机《五等论》说得明白:“盖企及进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其《长安有狭邪行》云:“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事实上陆机也不是纯粹的儒士。一个真正的儒士应该是以“修己安人”为人生目标的人,应该是讲求德行士节的人。原始儒家非常重视人格的修养和完善,主张士人应该具备气节。而陆机所缺乏的正是儒家所要求的节操意识。其《谢平原内史表》:“臣本吴人,出自敌国。……遭国颠沛,无节可纪。”这里的“无节可纪”并非是在自谦,而是在陈述事实。关于仕晋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吴国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势力,在晋国所进行的统一大业中败亡了,那么作为吴地的将军,在吴亡后出仕晋朝,不仅不能算作失节,而且应该说具有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其行为值得肯定。但在当时,并不是人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北方士族把吴人看作“亡国之余”[7] (P45),所以陆机才有“遭国颠沛,无节可纪”的尴尬。陆机“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1] (P1481)的举止,与儒家所要求的士节相去甚远。“降节事谧”只是陆机士节有亏的证据之一。陆机入洛后曾任太子洗马,太子集团与贾谧集团争斗激烈,陆机一方面创作有《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皇太子赐宴》等诗歌颂太子“劳谦降贵,肆敬下臣”,一方面又与贾谧集团过从甚密。“(贾谧)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18] (P1172)陆机兄弟也属于贾谧集团“二十四友”中的成员。既然与贾谧集团关系密切,在剿灭贾谧的事件中,他又因“豫诛贾谧功,赐爵关内侯”;作为赵王司马伦的中书郎,在清除赵王伦的事件中,陆机侥幸脱险了。最终他死在了自己衷心投靠的司马颖手中。进入北方的陆机,不断地投靠、依附于一个又一个权门。虽然许多时候不是陆机自愿的选择,但陆机的士节起码是无法让人赞扬的。
    以天下为己任是原始儒家的核心精神。陆机诗歌虽然再现了他不断进取和追求,但他的诗歌中缺乏原始儒学所要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陆机有《短歌行》模拟曹操诗歌,对比曹操和陆机的同题之作就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差别。陆机诗只是对曹操《短歌行》[4] (P349)前半部分的模拟,而曹操诗歌的后半部分则被陆机完全放弃了。如果忽略了曹操诗歌的后半部分,那么曹操和陆机一样,同样在写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盛大宴会,同样感叹人生苦短,同样认为应该及时行乐。因为有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才使曹操诗歌中生命苦短的悲哀不再黯淡;因为有了生命苦短的体认,乃使曹操一统天下的壮怀更显慷慨激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曹操精神世界之写照。曹操诗歌之所以撼动人心,不仅在于它生命如露般的忧思,还在于那天下归心的抱负。而沈德潜则评价陆机诗曰:“词亦清和,而雄气逸响,杳不可寻。”[16] (P289)陆机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功名,这在他的《遨游出西城》、《月重轮行》、《日重光行》等诗歌中表露得非常明显。在陆机的笔下,天道悠悠,时光飘忽,生命短促,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保家族之誉,留不朽之名。可以说陆机是在为了个人的声名、为了家族的振兴而努力进取,在这里看不见丝毫的天下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功名意识实际上导源于士族意识、门第观念。当他把精力集中在家族的兴衰上时,他的目光自然不会去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陆机诗歌涉及到民生疾苦只有一篇,即《赠尚书郎顾彦先》其二。更多的时候,陆机的目光停留在社会上层,停留在个人的得失方面。
    陆机诗歌中的情感是一个士族文人的情感世界,之所以让后人感觉他缺乏情感,其实是后人对情感内涵的不同理解。他所及的情是个人之情,是家族之情,但不是社会之情和天下之情。陆机诗歌中有国亡家破的悲伤,也有自己对不幸遭遇的记录。他的诗歌中弥漫着孤独感和失败感,在他生命的深处,有进取与退出的冲突,有南人北人的冲突,有士族与庶族之冲突。
    家族意识促使诗人形成了强烈的功业意识,乡曲之思促使诗人加深了功业意识,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加强了重振家族的信心,又深化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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