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明未作过达官显宦，也没有与君主交往的任何记载。渊明两娶。前妻无考，大抵生俨不久即去世。继室翟氏，《萧传》云：“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想是患难夫妻。此外再无其他记载。现代心理学认为，人格考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行为从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否则便被视为臆测。因此，渊明的君臣、夫妇关系暂付缺如。容另文再论。

　　戊，刚、达、真——渊明人格之基本点与两极

　　正象不能把渊明单纯地叫做儒家或道家一样,其人格也不能用固定的框子,不管选用中国古代刘 劭的“七缪法”或西方现代容格的“八类法”,都不行。渊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其人格特征只能从其行为活动中实事求是地概括。颜延之认为，渊明有“宽乐令终之美”和“好廉克己之操”，因而以“靖节”二字作为渊明的諡号，很有说服力，但稍显粗疏。笔者认为，如上从三个境遇和多个侧面的考察，已初步凸现了渊明的多极人格。对此，如果要从性质上深入地分辨和把握，尚须分离为刚、达、真三个互有联系的成分。

　　刚，即刚直不阿，不随流俗。这是渊明人格之一极。渊明一生都受刚所控制并时时在行为方式上予以体现。刚是导致他仕途舛错的心理病灶。亦是成就其“晋宋第一高人”的磨砺石。刚乃渊明本性，不由任何假借。他自称“性刚才拙，与物多舛”。【35】这里，“才拙”是谦词，“性刚”是实话。为什么？如前，渊明做州祭酒时“自解归”，做主簿“不就”，做镇军参军时想“终返班生庐”，做镇军参军时要“终怀在归舟”，乃至做彭泽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以及在隐居后与王弘交往时的不动声色，与颜延之交往时的不蕴不火，对檀道济的推拒等，都是其潜在刚性的一种柔性显示。虽以退让方式表现出来，但背后所包含的强烈的鄙视、不合作的内容却有目共睹。也许渊明属牛，这种刚性的固执越发激励他成为处世的一贯性。渊明“自量为己”，心知“必贻俗患”，但仍不由自主要这样做，说明他是率性为之，是人格的真实流露。

　　真，即任真自得，颖脱不群。这是其人格的基本点。清人李光地《榕村诗选. 叙例》云：“惟陶靖节隐居求志，身中清，废中权，故其辞虽隐约微婉，而真气自不可掩。”渊明之真率自然、无拘无束，不仅体现在他与乡邻（田父）、从弟、程氏妹、儿子的日常交往中，也体现在生平大节上。王弘送酒，“即便就酌”；颜延之“日造饮”，必“酣醉”；不管贵贱，凡造访者来，“有酒辄设”；随意取头上葛巾滤酒；常抚无弦琴以寄意；日涉菊圃，徘徊孤松等行为，都是任真自得、不在乎物议的表现，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挥斥檀道济等行为，更把这种表现推向了极致。真，亦是渊明天性所在，所以他给人的印象一点儿也不偏激、不矫情。一切在别人可能是过火的举动，在他这里均化作任随自然的率真。诸论家所谓“危行言逊”的说法，其支撑点也在这里。

　　洪迈说：“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36】推举渊明为“晋宋第一辈人”拿真率作基础，可谓有得之言，但仅把真率视作渊明擅长描述自我生活的准确自然，又显偏狭。还是苏轼说得好：“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37】以对待仕、隐之随便态度，来证实渊明之真率，已触摸到人格深层之秘，但仍未至。

　　依笔者之见。真率是渊明生存状态臻于化境的赤裸裸自我之表现。试言之。在司马氏倡名教而虚伪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的时代，最令正直士人绝望的，显然是一个人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或选择）来成为想要成为的人，而不得不做一个并非自己的人。阮籍、嵇康的反常举动便是这种状况的悲惨写照。想想“文革”，我们也会有同感。至渊明时代，社会并没有任何改观反而变本加厉。象渊明那样把精神自由、自我选择当做最高价值的人，其苦恼可想而知。在仕途上，渊明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只是顺应别人的需要而生存在世，只是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生活的那样去生活，按照别人指定他应该思维的那样去思维、去感受和行动，他感受不到一点自由，也根本没有什么自我。这是一种让人多么惶惑而又无可如何的悲哀啊！“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38】“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39】等，便是渊明人格挣扎的如实反映。要想回归自我，就必须放弃官场。“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40】“乃瞻衡宇，载欣载奔”，【41】又是渊明摆脱了官场的虚假生活，返还质朴生活的欢快情绪的流露。没有从真率天性中勃发之一念，一个人怎么会自我解职，安于贫穷？还有，“耕植不足以自给，……遂见用于小邑”，“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这些令人沮丧的无奈和心在田园的夙志，昭然若揭。与阮籍、嵇康相比，渊明之真率更坦然、从容，也更引人注目。徐骏《诗文轧范》说渊明诗淡泊渊永，高于流俗，乃“其情性然也”，很对。

　　达，即优游放达，不被物累。这是渊明人格的另一极。钟惺《古诗归.卷九》云：“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一副旷达语，所以为真旷达也。”在与上司、朋友交往中，渊明之达，体现为无可无不可。他不敬高官，不欺贫贱，不孤傲亦不自卑，适我者交往，不适我者婉拒，在保持人格独立的同时自由挥洒。与亲近之人交往，渊明之达，体现为真诚而随意。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其“欢乐”、“情欣”之本心不改。对于亲人，止于委命、顺变，对于儿子，止于随其自由。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渊明不把名利、财色放在心上。“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42】是渊明的生活准则。颜延之对这种知足常乐的生活表示由衷地赞赏：“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高蹈独善，无非适心。”【43】正因如此，渊明的人生境界才那样冲淡，那样祥和。在最艰难的日子，他仍可把旁人无法忍受的生存贫困状况化作哈哈一笑：“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44】甚至在死亡面前，渊明也没有丝毫胆怯。“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45】把旁人无法消除的死亡恐惧化作宁馨、静穆的审美观照。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雨果（Hugo）曾说，比大海大的是蓝天，比蓝天大的是人心。以此方渊明，实在妥帖。

　　刚、达、真三种成分相互渗透，并圆融为渊明人格统一体。其中，真是基础、本体，刚、达是两极。刚的价值指向是不合作，达的价值指向是无欲，两者又以真的核心内容——回归并实现自我——为出发点。反过来说，正因为刚、达都萌生于真，故刚能化作绕指柔，达亦能化作审美的境界，三者圆融即渊明的人格。用封建社会事功标准衡量，渊明未作帝王，未出将入相，够不上“伟人”，但按照当代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马斯洛（Maslow）等人的看法，渊明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变成自己”并“实现了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而精神富足，与世相忤而自我人格保持了纯洁和完整的人。他信任自己的内在律令，相信自己来自机体的情感和体验，依靠自己的价值标准决定人生之取舍，而不在乎他人的赞成和否定。从颜延之到梁启超，这种人格备受推崇。渊明之“真”与屈原之“执”曾上升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格之镜。后者有待探讨，但前者，几乎无人不同意。特别是今天，谁不用渊明之“真”来映照自己，似乎就无权站在现代人的行列。

　　小结：提纯描述与圆融分析

　　渊明人格之来源，有人以遗传解释。宋人王质云：“盖折翼之祥，发之旁派，传淡，传君父子，皆以隐德著称。侃女适孟嘉，嘉女适君父，是生君。其气所传，造化必有可言者。”【46】梁启超亦持此说：“侃之德业，世所熟知。先生述德，独诵美其高尚冲穆之气，得诸遗传者深远矣。其父则淡焉虚止，置兹愠喜，其外王父则如传中所云，故知先生之人格有所受之也。”【47】笔者按，说渊明人格受先祖之熏染是对的，但全归诸遗传，显误，因为生命科学至今未发现有隐逸基因。

　　从社会学角度讲，渊明人格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只有古代中国才出现大面积的隐士，只有东晋才产生陶渊明这种人格。尽管如此，但仍须从个人心理学角度予以具体阐述，因为在古代中国，在东晋，除隐逸外，确实还有许多热衷仕途的士人。笔者认为，渊明人格除祖先遗风影响外，主要当是个体与社会刺激在同化、顺应的交错、碰撞中形成的。所谓同化，即个体把来自社会的刺激纳入原有的心理格局，就好象消化系统将食物吸收一样；所谓顺应，又叫自我调节，是指个体受到社会刺激或环境作用时而引起的原有心理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渊明人格之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1）社会窒息般的压迫；（2）而“犯上作乱”被视为大逆不道；（3）个体有理性、有良知，有追求自由的渴望，此外就是本人的天性、禀赋，因为一切社会刺激，都须经由独特的“这一个”大写的人来整合，才能发而为具有内在自组织原理的一种行为处世方式。

　　至今，人们大都知道魏晋重门第，有真假隐士之事实，但似乎并不知道东晋又有不重门第，还有由政府（朝廷）出面伪造隐士的情状。

　　太元14年，左卫领营将军许营上疏曰：

　　……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无乡邑品第，皆得为郡守县令，或带职在内……临官领众，政教不均。【48】

　　隆安2年，桓玄也做过这样的事情：

　　（桓玄）又以前世皆有隐士，耻于己时独无，求得西朝（按，西晋）隐士安定皇甫谧六世孙希之，给其资用，使隐居山林，征为著作郎，使希之故辞不就，然后下诏旌礼，号曰高士，时人谓之“充隐”。【49】

　　这两则材料，充分说明了当时朝野之无耻、混乱。

　　太元14年、隆安2年，渊明分别为25岁和34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华，偏偏摊上一个世风颓坏、憨怒不敢言的时代。象渊明这样“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纯真之人，所受的社会刺激是多么剧烈，其内心的顺应又是多么尖锐和难受，不言而喻。他怎么可能不鄙夷一切，逃禄归耕，怎么可能不把荒诞的现实看成闹哄哄的喜剧？“乐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人爱之；嗟我独迈，曾是异之；捽兀穷庐，酣饮赋诗”，【50】是渊明洞察社会、人生乃至宇宙奥秘之后的至诚之言。对此，萧统评论说：“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驹，寄寓逆旅，与大块而荣枯，随中和而放荡，岂能劳于忧畏，役于人间。”【51】笔者认为，这段话最得渊明之旨趣。王质也曾深入解析道：“渊明《形赠》、《影答》、《神释》，本趣略见，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唯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化，夫复何言！”【52】 此解析更真确，也更发人深思。

　　渊明人格是魏晋两个时代士人与社会刺激相摩相荡的结晶和形式化，又是中国士人中与屈原不同的另一种典型人格的完成。笔者认为，在这种人格中，虽多多少少包含着鲁仲连的刚、孟子的人道主义和孔子的“舞雩”余韵，但更多承袭的却是西汉杨王孙的放达哲学，庄子的逍遥游精神和老子的返朴归真理想。它源远流长，真正是中华优秀文化精粹之所在。

　　在某些人看来，渊明人格中可能有消极成分，但在笔者看来，这种所谓的消极可能更多是一种抵抗，一种为了保持心灵纯净不受社会污染的没有办法的行为方式。试想，在一个政治专制和精神专制异常酷烈的社会，谁敢公开（积极）抵制来自各种层面的异化？你敢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应该说，在渊明的人格行为中，那些貌似消极的行为（例如隐居、乞食），其实潜藏着的正是强烈的不合作精神。如果中华民族要想在经济腾飞同时还要文化腾飞，有旺盛生命力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得不建设民族的新人格。如果要建设新人格，就不得不发掘并发扬渊明人格中的刚、达、真成分，先使每一个人能够成为自己想要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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