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梳理有关史料，对于东汉著名的藏书室及史学馆——东观——的建置及其功能作了考述，并具体分析了东观著作的特殊身世以及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和奉诏创作对于东汉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东观著作 修史传统 实录无隐 文学风貌

时代的学术文化氛围，对于一定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汉前期受南方文化的影响，黄老之学、屈宋之赋促成西汉浪漫文风的形成，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东京以下，文人学士逐渐集中到京城洛阳，集中到东观。他们以按实而录的修史传统从事着文学创作，逐渐地将文学兴趣转移到以征实为主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的辞赋创作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而高门望族的身世背景，奉诏创作的特殊场合，又使得他们的创作表现出一种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博喻酿采，高论卓烁。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东汉的学术文化背景，进而探讨东观著作的学术活动及其对东汉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东汉文学创作倾向的形成，确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

一 从兰台到东观

两汉中央政府对于图书的征集和收藏，《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有简略的说明。关于西汉藏书，班固是这样记载的: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之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武帝时从民间广泛征集图书，百年之间，秘府图书堆积如山 ① 。这些图书分藏于内府与外禁。《汉书·艺文志》颜注引如淳的话说:“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据杜佑《通典》，外府藏书室的名称是石渠、石室、延阁、广内;内禁藏书室叫兰台、麒麟、天禄 ② 。兰台主要是“图籍秘书”的典藏之处。如《汉书·王莽传》就记载甘忠可、夏贺良等人谶纬之书藏在兰台。其主管叫兰台令，负责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兰台令史十八人，隶属于御史中丞。《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通典·职官八》:“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其秩百石，属御史中丞。到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加以整理编录，撰《别录》、《七略》。而班固又据以编成《汉书·艺文志》，至少反映了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的藏书情况。关于东汉藏书，《隋书·经籍志》记载说: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

说明《汉书·艺文志》主体部分以西汉收藏为主。其藏书目录主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东汉定都洛阳之后，依然建立兰台，这些图书就收藏其中。根据《后汉书·宦者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所藏图书秘籍除谶纬之外，还有大量儒家经典。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要求大将军下至六百石，其子孙必须就学，其影响所及，游学激增至三万余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博士考试，争第高下，于是贿赂兰台私改“漆书经字”以合己意。为此，蔡邕、卢植等人奏请刊刻石经，成为定本，平息异议。东汉时期的兰台令六人（或曰十人），秩六百石 ③ 。兰台下属有兰台殿中、兰台谒者，第九品。《通典·职官四》引《汉官仪》云:“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联系到汉初的萧和律，通九千字者始得为吏，是文官入仕的初阶。唯其如此，兰台令史皆为高门所把持，这种风气直至晋宋依然如此。所以《通典·职官四》指出:“晋、宋兰台寺正书令史虽行文书，皆有品秩，朱衣执板，给书童。”故称“兰台令史皆三吴富人”。就东汉时代的兰台令史而言，如贾逵、班固、班超、孔僖、傅毅、李尤等，均称一时名流。傅毅曾与班固、贾逵一起“共典校书”，并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④ 。班固、班超为兰台令史并见《后汉书·班彪传》。杨终十三岁即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⑤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年即以文章著称。和帝时，侍中贾逵推荐李尤有司马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著有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其生平事迹见载于《后汉书·文苑传》。上述作家主要活跃于东汉前期，因为国家图书大都集中在兰台。

除兰台藏书外，云台、辟雍、东观、石室、宣明、鸿都也都收藏图书。如《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说:“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但是，从明帝、章帝、和帝开始，国家图书中心就逐渐由兰台转移到东观，安帝时成为高峰。《史通·外篇·史官建置》曰:“自章和已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后汉书·安帝纪》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班固自称“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就是说，他还将东汉新建立的“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也逐一记录下来。因此，《汉书·艺文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东汉前期的藏书面貌。

根据有关史料，我们可以得知东观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当然是收藏图书，特别是新近问世的著作。《后汉书·张奂传》载，张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习《欧阳尚书》，深感四十多万字的《牟氏章句》浮辞繁多，精简为九万字，“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很可惜的是，这些藏书，到东汉后期，随着内乱的加剧，与其他藏书室的珍宝一起散失殆尽。《后汉书·儒林传序》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另一重要功能是负责史籍的校订。《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卢植上疏:“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秕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可见考订典籍是东观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知道，东汉时期，大规模地整理典籍见于记载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章帝建初四年（79）诸儒校订五经。杨终作《上言宜令诸儒论考五经同异》，认为“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这年十一月，章帝接受其建议，“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⑥ 。当时班固任校书郎，将这次会议记录整理而成《白虎通》一书盛行于世。第二次是在章帝章和元年（87），朝廷征诏曹褒校订典籍。《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曹）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及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第三次是在桓帝熹平四年（175）由蔡邕为首校订五经，并将定本镌刻于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 ⑦ 。三次校订史籍，东观著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修史，主要是修撰当朝史迹，也是东观著作的重要工作。前期主要以班彪、班固、班昭一家为主修撰《汉书》;后期先后由刘珍、张衡、蔡邕等主其事，修撰《东观汉记》。所以《史通》说:“中兴之史，出自东观。”这是一个专门的问题，后面还要具体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东观不仅是藏书之所，东观著作还要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观著作之优秀者，还被画像，悬在东观，以供人们景仰。如《后汉书·高彪传》就记载:“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高）彪像以劝学者。”这就有点像当今的研究院或高等学府悬挂学术名流画像一样，成为道德文章的典范，当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后汉书·酷吏传》载阳球奏罢鸿都文学书曰:“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段话可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强有力的旁证。

二 东观著作的身世特征

《通典·职官八》:“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由此看来，在东汉，东观著作还不是官名，而是当时通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时的通称，而以他官兼领。魏明帝时始置著作郎。东吴亦有东观，有东观令，东观也绘有图案 ⑧ 。

（一）东观建置及东汉前期的东观著作

根据现存史料，东观的建立大约始于光武帝建武（25—56）末年和明帝永平（58—75）初年。《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固“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通典·职官八》:“兰台令史班固、傅毅，洛阳令陈崇，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及杨彪等，并著作东观。”陈宗，《通典》作陈崇，洛阳令。尹敏见《后汉书·儒林传》:“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榖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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