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少以文章显著。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又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李胜与李尤同郡，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高彪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颇器重他。《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上述作者的生平事迹并见《后汉书·文苑传》。
东汉后期的东观著作中，崔寔也是重要的文学家。他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河北涿州）人。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崔瑗之子。《后汉书·崔寔传》附传:“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 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其后辟太尉袁汤、大将军梁冀府，并不应。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知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隋书·经籍志》子部农家类著录《四民月令》，法家类著录《正论》，集部著录:“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此外，还有邓甫德、延笃、朱穆、边韶等人也曾入直东观。邓甫德“永寿（155—158）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时期 11 。延笃字叔坚，南阳□人。少从颍川堂谿典研习《左氏传》，旬日能讽诵，堂谿典深相敬重。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后于畎亩之间。以师丧弃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据《后汉书·吴延史卢赵列传》记载:“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是其入东观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战国策论》一卷。集部:“后汉京兆尹《延笃集》一卷，梁二卷，录一卷。”朱穆（100—163）字公叔，南阳人。初举孝廉。桓帝初年作《崇厚论》以讽时俗。又作《绝交论》名重一时。《后汉书》本传未载其著作东观的时间，但是根据延笃传记可以确定其入东观亦在桓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益州刺史《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后为陈相，卒官。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是其著作东观在桓帝初年。《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亡。”综上所述，可以注意到东观著作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从时间跨度来说，东观著作始于明帝，终于灵帝。明帝永平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刘騊駼，章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黄香和班固，安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马融、刘珍、张衡等，桓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边韶、崔寔、朱穆等，灵帝时期的东观著作代表是蔡邕等。由此可见，东观著作几乎贯穿于东汉始终，其中的代表人物大多执掌东汉文坛牛耳。其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东观著作的身世多属高门，入直东观是其晋身之初阶。《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陶上疏陈事曰:“又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擅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从这段话来看，东观与高门可以划一等号。
第三，东观著作多博通经史。《论衡·别通篇》:“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何谓通人?《超奇篇》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但是，经学与史学之间相比，东观著作显然又多偏重于后者。因此，他们不能称为纯儒，多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通典·职官八》也记载:“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雠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所以《史通·核才》说:“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西省虚职，东观 伫 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当时莫之敢侮。”即便是郑玄的老师马融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与其说是经学家，毋宁说是重要的文学家 12 。而在当时，文史是不分的。许多文学家就是史学家，反之亦然。据《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东观著作多有著作流传，已见前征引，此不赘述。
三 东观著作的修史传统及其“实录无隐”的创作倾向
如前所述，东观著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修史，特别是本朝的历史。可以说，修史是东观一脉相承的悠久传统。大致看来，东观著作的修史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以班彪、班固父子为中心，马融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诚如《通典·职官八》所说:“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后汉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撰《光武本纪》及诸传记。又以傅毅为兰台令史，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
班彪之撰著《汉书》始于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当时，班彪三十四岁，东归洛阳，为司隶茂才，拜徐令。称病免归，开始了《汉书》的撰著工作。《后汉书》本传记载说:“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云云。案袁宏《后汉纪》:“建武十二年九月，窦融与五郡太守诣京师。”陈汉章《马班作史年岁考》:“班彪以建武十二年丙申三十四岁，自河西入朝。以三十年甲寅五十二岁卒官，成史记后传数十篇。”（ 《缀学堂初稿》卷二 ）所谓“好事者”，李贤注:“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 13
建武三十年，班彪死。这一年，班固二十三岁，归乡里继续父亲未竟之事业，努力完成《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汉书·班彪传》:“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本传载:“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依建初最后一年的建初九年（84）逆推二十年，则班固受诏作书当在永平五年（62）前后。《后汉书》本传称其“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二十多年，至汉章帝刘騊 建初七年（82），班固五十一岁时，《汉书》才大体完成。汉和帝刘肇永元四年（92），班固被杀，时年六十一岁。这年六月，班昭受诏续作《汉书》八表。《后汉书·班昭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
第二时期以马融为中心，张衡、蔡邕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校书。《通典·职官八》“秘书校书郎”条:“盖有校书之任，而未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则谓之校书郎。明帝召班固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又刘珍与校书郎刘騊駼、马融校定东观五经、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定正文字。”
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91），马融十三岁即校书东观。《北堂书钞》引谢承书云:“融年十三，明经，召为太子舍人。”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七年（105），班昭续成《汉书》初成，马融伏于阁下，从而受读。这一年，马融二十七岁。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马融三十二岁，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见《后汉书》本传。李贤注:“谢承及续汉书并云为校书郎，又拜郎中也。”所谓郎中，即校书郎中，以郎中居校书之任。
《东观汉记》的撰著开始于此。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110）二月，刘珍等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四年二月乙亥“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李贤注:“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全数也。”案《史通·古今正史篇》:“在汉中兴，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作《世祖本纪》，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自是以来，春秋考纪亦以焕炳，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诸传，起自光武，讫乎永初。事业垂成而珍、尤继卒。复命侍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南单于、西羌传，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复令太中大夫边韶，大军营司马崔寔，议郎朱穆、曹寿杂作孝穆、崇二皇及顺烈皇后传，又增外戚传入安思等后，儒林传入崔篆诸人。 、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烈功臣孙程、郭愿 14 及郑众、蔡伦等传。凡百十有四篇，号曰《汉记》。”由是而知，李尤、边韶、崔寔、朱穆、曹寿等本年均在东观撰史。此外，李尤亦参与《东观汉记》的写作。第三时期以蔡邕为中心，建安七子为其追随者。他们的任务集中在校订五经。蔡邕还与诸人修订《东观汉记》。见《史通·古今正史篇》:“熹平中，光禄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卢植著作东观，接续纪传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会、车服二志。后坐事徙朔方，上书求还，续成十志。会董卓作乱，大驾西迁，史臣废弃，旧文散佚。及在许都，杨彪颇存注记。至于名贤君子，自永初以下阙续。”
蔡邕校书东观始于汉灵帝刘宏熹平元年（172），终于熹平七年（178），前后整整六年。熹平元年，蔡邕四十岁。这年前后，由河平长召拜郎中，出任东观著作。作《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后汉书·十志》的撰写约始于此时。《后汉书·律历志》李贤注引《上汉书十志疏》云:“臣邕被受陛下尤异大恩。初由宰府备数典城，以叔父故卫尉质时为尚书，召拜郎中，受诏诣东观著作，遂与群儒并拜议郎。沐浴恩泽，承答圣问，前后六年。”案蔡邕之被流放朔方，事在光和元年七月至十一月间，此后流亡在外，离开了东观。若以“前后六年”上推，其入东观事当在本年。文中又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止，世祖以来，唯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太尉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难者皆以付臣。臣先治律历，以筹算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差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逐于边野。”其“被罪”时年方四十六岁，作《上汉书十志疏》，回顾自己进入东观之后立志续补《汉书·十志》的经过。深感“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后汉书》本传:“邕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