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十意》，李贤注:“《邕别传》曰:邕昔作《汉记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有《律历意》第一，《礼意》第二，《乐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车服意》第六”云云。以意逆之，《十意》中或许还有《地理意》和《天文意》等。案《后汉书·律历志》载灵帝光和二年曾敕曰“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是其《十志》已为朝廷上下所习知。这篇文章近似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披肝沥胆，感人至深。
一个学派的形成必须有几个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共同追求的学术目标。东观著作所追求的就是史家的风范。其影响所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最直接的影响是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各种杂史、笔记相继而出，中国古典小说由此而兴。《论语·雍也》:“文胜质则史。”集解引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质少。”《礼记·聘记》:“辞多则史。”郑注:“史，谓策祝，亦言史官辞多文也。”可见，在中国历史著述的传统中，“文多”乃是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历来文史不分，大约始于此。故《韩非子·难言》:“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贾谊《新书·胎教》就征引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的《青史子》以为论题的佐证。章太炎说:“疑《青史子》即左氏所著书，《左氏》故称《青史》也。史之所记，大者谓《春秋》，细者谓小说，故《青史子》本古史官记事也。贾生所引胎教之道云云，是礼之别记也，而录在小说家。”可见，史与小说家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以后，这种关系似乎更加密切。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汉书》和《东观汉记》之后，出现了所谓古史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杂史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霸史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旧事篇二十五部、四百四卷，杂传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这种分类其实非常混乱，但是，无论怎样分类，其中有许多后来称之为小说的著作，如赵晔《吴越春秋》归入杂史类，《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等归入旧事类，《宣验记》、《应验记》、《列异记》、《述异记》、《异苑》、《搜神记》、《志怪》、《齐谐记》、《幽冥录》、《洞冥记》、《冤魂记》等等小说归入杂传类。至少在隋唐士人心目中，这些均可归入史类的著作。刘知几《史通》具体将其归入史学著作的“补注”一类，以为“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所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就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录十五家，“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另外一个影响就是辞赋创作所追求的实录风格。我们知道东观的建立首先是修国史。故前期的创作以史传为主。譬如班彪、班固父子修撰《汉书》;后期以刘珍、张衡、蔡邕等人为主修撰《东观汉记》，形成了一个严谨征实的创作倾向。故《史通·内篇·载文》称:“汉代辞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就是所谓“虚矫”的辞赋，东汉以后也发生由虚矫而质实的变化。《后汉书·班固传》:“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李贤注:“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并以讽谕为主也。”钟肇鹏《王充年谱》据其赋中“宝鼎见兮色纷纭”、“获白雉兮效素鸟”二句，考订宝鼎见在永平六年，获白雉在永平十一年，故确定“赋必作于此时（永平十一年）”。但是，此说未必准确，因为赋有“遂绥哀牢开永昌”句。据李贤注:“绥，安也。哀牢，西南夷号。永平十二年，其国王柳貌相率内属，以其地置永昌郡也。”则事在十二年。王观国《学林》卷七“古赋题”以为“两都赋”实为一篇，“昭明太子乃析而为《西都赋》、《东都赋》，误矣”。《两都赋》约作于明帝永平十二年（69）前后，其时班固正在著作郎任上，故创作上表现为按实而录的色彩。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等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使得东汉辞赋创作表现出一种与西汉迥然有别的时代色彩。对此，以往的论著似乎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四 东观著作的奉诏创作及其繁缛壮丽的文学风貌
奉诏创作，无外乎歌功颂德，刻意追求繁缛华丽的风格。就其体裁而言，“颂”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根据史料的排比，东观著作的奉诏创作，影响比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奉诏而作是在明帝末年、章帝初年。《后汉书·班彪传》附班固传载:“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文选·典引序》:“臣固言:水平十七年，臣与贾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邪?’臣对曰:‘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邪?将见问意开寤邪?’臣具对素闻知状。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臣固常伏刻诵圣论，昭明好恶，不遗微细，缘事断谊，动有规矩，虽仲尼之因史见意，亦无以加。……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戆，顿首顿首曰”云云。按照刘勰《文心雕龙·颂赞篇》的说法，引也就是颂。此文的写作年代，乍看始于明帝刘庄永平十七年（74），但是正文有“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根据蔡邕注:“高祖、光武为二祖，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显宗。”既然已经称汉明帝庙号，则本文必作于明帝之后。汉明帝卒于永平十八年。同年八月，章帝即位。十二月，作登歌正予乐。翌年改元建初元年。三月，诏举贤良方正，对者百余人。同时倡导儒术，贾逵作《条奏左氏长义》为《左传》张目。同时，班固与傅毅、贾逵共典校书。傅毅作《显宗颂》等。见《后汉书·傅毅传》:“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典论·论文》:“班固与弟书曰:武仲以能文迁兰台令史。”由这些材料推断，《典引》当作于汉章帝初年 15 。与此同时，班固又与贾逵、杨终、傅毅、侯讽、傅毅等并作《神雀颂》。《东观汉记》卷十五载:“明帝永平十七年，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帝以问临邑侯刘复，不能对，荐贾逵博物。对曰:‘昔武王修父之业，鸾鹜鸣于岐山，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降胡之征也。’帝召贾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华峤《后汉书》:“贾逵字景伯，有赡才，能通古今学。神爵集宫殿上，召见，敕兰台给笔札，作《神雀颂》，除兰台令史。”《论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颂上，文皆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亦有类似记载。《隋书·经籍志》有傅毅《神雀颂》一卷，当是汇编诸家之作而成。
第二次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十三年（101）。根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这年正月，和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后汉书·李尤传》载:“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嘲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尤《东观赋》、《东观铭》大约就作于是时。
第三次大规模奉诏创作的题目是《四巡颂》。但是，四巡颂的创作前后绵延数年，非一时之作。崔寔元和三年奏上，为此还有《上四巡颂表》，颂称汉德，为章帝赏识。《后汉书·崔寔传》:“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颂后，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寔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寔，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崔寔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乃崔篆之孙、崔毅之子。史传又载:“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是东汉前期著名文学家。同时，丁鸿亦作《奏东巡瑞应》。《后汉书·桓荣丁鸿传》李贤注引《东观记》:“元和二年，车驾东巡狩。鸿以少府从上奏曰:臣闻古之帝王统治天下五载巡狩至于岱岳……”案《后汉书·孔僖传》:“元和二年，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孔丛子·连丛子下》亦有类似的记载:“子和从还京师，遂校书东观。其年十二月为临晋令。”
傅毅、班固并有《东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唯班固之作，《古文苑》作者题作蔡邕。而《艺文类聚》卷三十九、《初学记》卷十三、《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八，并题班固撰。根据崔寔的生平传记材料，傅毅、班固的作品当亦成于这几年间。汉章帝刘騊 元和二年（85），杨忠又有《嘉瑞颂》十五章，见《后汉书·杨忠传》:“帝东巡狩，凤凰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两年之后，即汉章帝刘騊 元和四年（同年改元章和元年），班固又作《南巡颂》。见《古文苑》卷二十一，作者题作蔡邕。而《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作班固撰。根据《后汉书·孝章帝纪》，这年“八月癸酉南巡狩”，“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
章帝之后，马融于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124）上《东巡颂》 16 。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后汉书》本传:“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间王厩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张衡《东巡诰》当亦作于此时，称“惟二月初吉，帝将狩于岱” 17 。
从上述奉诏创作看，颂体为其核心。而颂的本意就是歌功颂德，甚至“虚而为盈，亡而为有” 18 。为了弥补内容上的不足，就在文辞上翻新花样，繁缛壮丽自然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典引》就是典型的一例。蔡邕注释其篇名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长也。《尚书》疏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李贤注:“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五臣注:“典者，《尧典》也，汉为尧后，故班生将引尧事以述汉德。”三者比较，其意思非常明白，是将汉德与唐尧的盛德相媲美。同样是歌颂汉德，司马相如有《封禅文》，扬雄有《剧秦美新》。班固再写，又有什么新意呢?他在序中这样写道:“伏惟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亡实。然皆游扬后世，垂为旧式。”这里谈到三个问题:第一，司马相如和扬雄的创作已经“垂为旧式”，即引古喻今，盛赞美德。第二，司马相如的作品“靡而不典”。李贤注:“文虽靡丽，而体无古典。”所谓古典，即缺乏经典色彩，虽丽而不壮。第三，扬雄的作品是“典而亡实”。李贤注:“体虽典则，而其事虚伪，谓王莽事不实。”即要求赞美一定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不能虚设无谓之辞。这是《典引》创作的三个基本原则。文章从太极叙起，用以说明“汉刘”渊源天意，体现盛德。最后归结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将唐尧与汉德紧密联系起来。蔡邕注:“言谁能竟此道，惟唐尧与汉，汉与唐尧而已。”而在典则方面，就是极力用典。根据旧注，本文多次用到《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孝经》等经典，甚至还运用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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