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诗言志是春秋时代上层社会流行的一种诗学活动。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载，郑伯与鲁文公会于棐，两国有关卿大夫也随之与会。“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这种活动参与的人有多有少，但总是在公开的场合和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在这种场合，一般不是赋自己作的诗，而是赋《诗经》中的作品或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其他作品；或全诗，或某几章，以含蓄委婉地表现自己的意思。这不仅要求赋诗者对《诗经》等作品记诵很熟，对各章内容了解透彻，并有独到的体会，也要求听者同样很熟悉。听者有时还带有对诗歌和赋诗者意图的评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赋诗活动中赋者“言志”，听者“观志”。赵孟对郑国诸人所赋之诗有称赞、有谦辞、有感谢、有批评。因为伯有所赋之诗对其国君表示出不敬之意，故不但赵孟当时即提出批评，事后其他人也有所议论。此次赋诗，郑伯、赵孟之外，赋诗者7人。晋郑双方还应有些随从人员，此外还有礼仪人员等，在场者至少有20来人。又如《昭公十六年》载郑国的六卿饯韩宣子。
　　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
　　这也是一个带有群体性的赋诗活动。这种赋诗活动，既交流了双方的思想，也体现着双方贵族的文化教养。虽然断章取义，但毕竟反映着对诗旨的体会与解诗的睿智，倘若对《诗》不熟是绝对做不到的。《左传·成公九年》、《襄公四年》、《襄公八年》、《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六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元年》、《昭公二年》都写到赋诗言志的情节。赋诗中如果所赋不得体，有时对方亦不予答复。如《左传·文公四年》卫国的宁武子到鲁国，鲁文公设宴，为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不辞又不答赋”。因为其所赋不符合“歌诗必类”(《左传·襄公十六年》)的原则。春秋时代的这种赋诗活动，大大推动了人们读诗的热情。能不能熟练掌握并且灵活解诗，从中引出人生哲理或处世的一般道理，或断章取义灵活加以运用，成了衡量士人贵族素养的重要方面。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五、瞽史的讲诵

　　《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有云：“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我以为关于瞽、史、师、瞍、矇的九句，是相对为事，互文见义。瞽、瞍、矇中或为史(瞽史)，或为师(乐师)，分别主讲说历史或讽诵先代圣君贤臣之语，歌诗奏乐之事，并非根据其失明病源之类别而进行分工。关于其歌诗之事，本部分上文已经谈过。关于其同俗赋之关系，前面第三部分已经谈过。关于其讲说历史之事，在第四部分也做了详细考述，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文献中反映的是左史、瞽史对天子、诸侯讲说历史，似乎只是小范围的活动，其实不是这样。贵族子弟大约都可以受到这种“史”的教育，从而受到左史或瞽史艺术创作的熏陶。《国语·楚语上》载，楚庄王使士傅太子箴，士以“不才”而推辞，同时讲“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等事。后庄王又问申叔时，申叔时论说应对太子教些什么，其中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戒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之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申叔时提到的这几个方面，都同历史有关。我以为其中的“春秋”就是指讲说历史故事。由《左氏春秋》、《史记》看，《史记》之前的史书都很重视讲述故事，而欠概括。“春秋”就是依年代讲说古史。《礼记·明堂位》云：“瞽宗，殷学也。”则可见从殷商时代起，贵族子弟的学校中，就有瞽史之类为之讲述历史、讽诵故志与先贤之语。因此，左史、瞽史的活动由来已久，而且并不限于国君，往往是对成批的青少年讲述，是一种群体性的文学活动。
　　以上论述的文学活动是从带有群体性、同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关系较大的方面来概括的。人们平时生活中的引诗、赋诗，和瞽史向国君、公卿讲述历史故事，外交场合的陈述辞令，箴、铭、颂、赞的创作、刻铸、讽诵等，也属于文学活动范围，这里不再一一论述。民间故事等口传文学，历来是由老年人或有文化者向儿童、妇女讲述，也多群聚而听，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传播的主要形式。这种民间的口传方式形成同书传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状况。
　　先秦时代留至今日的文学作品是有限的，存留的有关文学的资料也不多，所以我们对先秦文学发展的认识和理论概括还不够全面。如果我们从文学活动的角度去考虑，就可能使一些个别的现象联成一个整体，恢复当时文学创作、流传、编集、扩散的立体结构，使我们看到或想到一些今天已经看不到的问题，推想到大量已经散佚的作品和没有留下姓名的作者。对先秦文学活动的深入探讨将有利于对先秦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正确的把握。

【参考文献】:
　　[1]孙作云. 《诗经》恋歌发微[A]. 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C].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2]吴龙辉. 《九歌》源于黄河流域考[J]. 中国文学研究，2003，(4).
　　[3]文史[J]. 第3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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