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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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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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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除妖灾去污垢的仪式。此后春三月的上巳节即来源于此。古人以好酒之心推测，神灵也应是嗜酒的，而人投其所好就会得到神灵的庇佑；酒可以使人麻醉、致幻，从而通神，与神亲近，更好达到人的目的。《说文解字》解释“哟”酒为：“攸服以降神也。”张衡《观舞赋》说：“音乐陈兮旨酒施，击灵鼓兮吹参差。叛淫衍兮漫陆离。于是饮者既醉，日亦既昃。美人兴而将舞，………‘灵鼓，鼓名，古时祭地祗时用。”酒会之上有错综抑扬不绝如缕的音乐助兴，气氛热烈，人神杂处的神秘感与和谐感在酒与乐的交融中漫衍开来。
3．祭祀祖先
祖先崇拜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酒也是其仪式活动现场的必备祭品。孔臧《杨柳赋》中说：“合陈厥志，考以先王。赏恭罚慢，事有纲纪。洗觯酌樽，兕觥凄扬。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威仪抑抑，动合典章。退坐分别，其乐难忘。”可见酒在祭祀场合被纳入到严格的法度中，而且对饮酒的量也有一个基本限定，即“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当然这并不是一个量化的限定，而是考虑到个人能力差异的人性化规定。从反面来说，饮酒一旦至于醉而流于“荒乐”，则意味着对祖先的不恭和亵渎，那可真是罪莫大焉。张衡在《东京赋》对酒的这种功能有更为明显和细致的描写：“于是春秋改节，四时迭代。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躬追养于庙祧，奉蒸尝与龠祠。……灵祖皇考，来顾来飨。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实际上在更多的情况下，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结合在一起的。扬雄《蜀都赋》：“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斋戒，龙明衣，表玄毂。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娱神祀祖也是在调节关系，只不过是调节人与神鬼的关系。
可见，着眼于调节关系或者说伦理化是汉赋中酒文化的典型特征。邹阳《酒赋》曰：“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骐。”以人之道德品行譬喻酒之质地高下，伦理化的判断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以酒设喻也往往与此相关，张衡《东京赋》：“客既醉于大道，饱于文义，……罔然若酲。”其次，酒的功能也是有层次的。既然酒是礼的重要内容，而礼的基本功能是“别同”，所以酒对不同的对象也有不同的意义。邹阳在《酒赋》中说：“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可见在作者的眼中，不同的饮酒者目的各异，“庶民”饮酒是为了取乐，而“君子”则是礼节的需要。
所以，既然酒是礼的一部分，则酒承载了大量礼的内涵，有节制的饮酒才是快乐的，滥饮则适得其反。孔臧《杨柳赋》说：“饮不至醉，乐不及荒。”张衡《东京赋》也说：“好乐无荒，允文允武。”
四、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
可见，对待酒，我们固然要有对大杯痛饮、花天酒地给予批评的价值判断，但是对适度的饮酒所带来的精神愉快、人伦和谐和人神共欢，我们则要超越价值判断，走向追求快乐的审美判断。
赋作在汉代是受到朝野广泛推崇的文体，尤其是受到官方肯定而使其具有相当多的政治色彩，从而赋予酒以大量政教、礼教的内涵，酒承载着很多的社会化情感，则个人私情受到抑制，个人出处穷达的小情绪，往往被国家政治教化的大道理所“淹没”。我们看到汉赋中置酒罕言愁，言愁则很少涉及到酒。在汉赋中，酒和愁甚至是格格不入、对立的文化元素。
对此《史记·乐书》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所谓“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在汉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酌酒为欢的描写。枚乘《七发》曰：“列坐纵酒，荡乐娱心。景春佐酒，杜连理音。”傅毅《舞赋》曰：“溢金晷而列玉觞。腾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乐康。严颜和而怡怿兮，幽情形而外扬。”张衡《东京赋》曰：“因休力于息勤，致欢忻于春酒。……我有嘉宾，其乐愉愉。声教布浸，盈溢天区。”在汉赋兴盛期的赋作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到了汉末建安时期，赋家写酒，也多是借酒畅叙欢愉之情。徐干《车渠槐赋》为咏物之作，其中“盛彼清醴，承以琱盘。因欢接口，媚于君王”明言“欢”情；刘桢《瓜赋》乃奉曹植之命而作，其中“凭彤玉之几，酌缭碧之樽”写帝王宴乐之情。
在抒发悲愁之情的赋作中则“酒迹”罕至。董仲舒《士不遇赋》、刘彻《李夫人赋》、《秋风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扬雄《反离骚》等抒发悲愁之情赋作，都言未及酒。张衡《思玄赋》据作者自述为“宣寄情志”之作，《南都赋》有言：“结九秋之增伤，怨西荆之折盘。弹筝吹笙，更为新声。寡妇悲吟，鹃鸡哀鸣。坐者凄欷，荡魂伤精”；蔡邕《述行赋》充满“郁悒而愤思”之气，也都言未及酒。即以建安赋而言，繁钦《愁思赋》写“士感时而情悲”，其《弭愁赋》直以消愁为题，王粲《登楼赋》写有志难骋、久客异乡的愁绪，都未借酒浇愁。王粲《酒赋》惜为残篇，然揣其辞意，其旨似在历叙酒史，并与曹操之禁酒举措相应，无意关涉酒之哀乐之情。
纵观两汉愁情赋作，例外的只有两位女子有置酒言愁之作，班健仔(祖)的《自悼赋》说“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班昭(孙)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可能与女子的社会角色有关。在男性赋家的赋作里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写法。
这种情况与两汉赋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及生存状态密不可分。在两汉时代，“赋家被整合进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亦成为士大夫，制作赋篇有时直接服务于专制政治，是一种政治行为，有时则又逸出专制政治之外，成为一种业余行为。前一种情形的赋篇，歌功颂德，维护现世秩序，后一种则抒写情志，发泄忧愤，乃是赋家生存性焦虑的集中展现。”就赋与酒文化的关系而言，前一种赋往往只能畅叙欢乐之情，酒自然是欢乐的载体；后一种赋，如前已述，罕有借酒抒发愁情的现象。因此汉赋中的酒展现出的是汉代酒文化以乐为本的精神内核，反映的是汉代文人主体意识的消解。
酒文化情感内涵的转机发生在汉末。王瑶先生《文人与酒》一文分析文人饮酒之风在汉末特别兴盛时指出，文人饮酒是“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为了享乐”，而“对死的达观正基于对死的元可奈何的恐惧，而这也正是(汉末魏晋文人)沉湎于酒的原因”。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文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面对残酷现实，他们意识到人生之短促、生命之脆弱。酒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中扮演的角色已与此前大相径庭。《后汉书·五行志一》注引《风俗通》说：“时(指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栓’(即丧家之乐，“颜氏家训”作‘傀儡’)，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嘉会美酒之后是“丧乐挽歌”，这种荒唐的组合，跟武帝盛世时“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字，……千人唱，万人和”(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纵酒宴乐的壮观场面不啻天渊之别。美酒作为消愁去忧之物为更多的文人所接受：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
可见，东汉末年时代巨变下文人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促成酒文化从以乐为本向以悲为怀的转变，成为魏晋风度纵心于酒的起点。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文人酒文化的常态之一。
汉代社会生活中酒文化现象的存在对汉赋的意义是双重的，它既是汉赋对酒文化进行描述和记载的对象，又是汉赋赖以传播的文化背景。酒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流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这一问题必将有更加透彻的理解，酒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也必将得到更加丰富的阐释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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