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汉赋；唐宋文学；文学经典化
　　
　　所谓文学的经典化，是指文学作品产生之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经过不同读者层的阅读消费与接受，那些不符合人们消费观念、审美观念和没有价值的作品逐渐被淘汰，而那些被人们公认的、有创新、有价值的作品则得以广泛流传，并且成为经典，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经典化的过程，是读者对文学作品接受的过程，也是作品被扬弃的过程。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经过后代多层次读者的阅读与消费，其代表性的作品逐渐被经典化。笔者曾以汉魏六朝时期为例撰写《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一文，探讨汉赋的经典化问题，今再以唐宋时期为例，进一步探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一
　　
　　文学作品产生之后，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首先在于它本身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由于经典作品本身的价值存在，使它能够成为一种优秀传统，得到后人的认可，并把它作为学习的对象，或明或暗、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接受。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辞赋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作家创作的辞赋作品大大超过了前代，据《文苑英华》仅唐代保存下来的就有1000多篇。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中说：“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唐宋时期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学习与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传统题材的发展。宫苑、田猎、都邑类是汉大赋的重中之重。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极力铺排，大肆夸张。这类赋作在唐宋时期继续产生，尽管数量和篇幅不如汉大赋，但在整体构思和写法上仍然学习汉大赋。《唐摭言》记载萧颖士评李华《含元殿赋》在“《景福》之上，《灵光》之下”(何晏《景福殿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对李白的《明堂赋》、《大猎赋》，祝尧在《古赋辨体》中评说：“太白《明堂赋》从司马、扬、班诸赋来。”“《大猎》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对李白的《剑阁赋》，祝尧评云：“其前有‘上则’、‘旁则’等语，是擎敛《上林》、《两都》铺叙体格，而裁人小赋。”杜甫自许“赋料扬雄敌”、“赋或似相如”，他的《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官赋》、《朝享太庙赋》、《有事南郊赋》)、《封西岳赋》亦极力模拟汉赋的铺陈手法。李庾《西都赋》、《东都赋》仿效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亦非常明显。宋代文学家写宫殿、京都的赋也增加了不少。杨侃《皇畿赋》写汴京近郊景色，作品借主客问答点明自己虽慕《二京》、《两都》，但却有创新：“彼言其内，予言其外”。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郊外，与汉大赋重点写城内不同。北宋写京都的作品还有周邦彦《汴都赋》、李长民《广汴都赋》等，从文学传统上来说，都是对汉大赋的学习与继承。丁谓《大蒐赋》写田猎，其序言中说：“奇言逸辞，皆取之于心，相如、子云之语，无一近似。”话虽如此，但毕竟司马相如、扬雄写田猎在前，学习他们的长处是肯定的。
　　汉赋中贾谊的《鵩鸟赋》借鹏鸟表现作家身处逆境时的思想。张衡的《鸿赋》(已佚)，从其序文可以看出，也是以鸿自喻的作品。赵壹《穷鸟赋》更是如此。此后，祢衡的《鹦鹉赋》，陈琳的《骥赋》，曹植的《鹦鹉赋》、《蝉赋》、《离缴雁赋》等，以物喻人，抒发对个体生命的强烈感受。与大赋的铺排事物不同，小赋往往融主观感受于外物描写，写出作者个人的内心情感，创造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达到人与物的和谐统一。这种传统，也被唐宋作家继承。初唐卢照邻撰写《穷鱼赋》，其《序》云：“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窃感赵壹《穷鸟》之事，遂作《穷鱼赋》。”作者借穷鱼表现其当时处境，明确指出自己创作学习汉代赵壹的《穷鸟赋》。高适的《鹘赋》写鹘“心悠忽于万里，思超遥于九霄”，但“比玄豹之潜行，同幽人之在野”，以此展现自己桀骜自负、怀才不遇的心态。李白的《大鹏赋》以邀游九天的大鹏表现自己追求自由的叛逆精神。杜甫的《雕赋》描绘威猛刚毅、疾恶如仇的雕鸟“奋威逐北”、擒孽狐、攫狡兔而终不见用，表达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以及对统治者不能选拔真才的愤慨。
　　汉赋中有自我解嘲一类的作品，这是在专制政治压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讽刺现实、表现个人的情感的一种方式。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等开其风气，崔篆《慰志赋》、崔驷《达旨》、冯衍《显志赋》、张衡《应间赋》、班固《幽通赋》、蔡邕《释讥》等作品相继出现。唐代以来，许多文人在政治仕途不得意时，也往往创作这样的作品，如韩愈《进学解》学东方朔《答客难》，清人蔡铸《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指出：“体格是从《客难》、《解嘲》、《答宾戏》得来。而此文扬人抑己，尤胜前作。……至篇中用韵，亦步子云之后，更为可诵云。”《送穷文》学扬雄《逐贫赋》，黄庭坚《山谷题跋》卷4评道：“《送穷文》盖出于扬子云《逐贫赋》，制度始终极相似。而《逐贫赋》文类俳，至退之亦谐戏，而语稍庄，文采过《逐贫》矣。”还有李翱《幽怀赋》、《释怀赋》等，都继承了汉代的这一抒情传统。
　　汉赋中有述行赋一类的作品，也是后代学习的榜样。这类赋的源头是屈原的《涉江》，汉人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等。这类作品，形式上以征途为线索，内容上往往就沿途所经地的史事抒发感慨，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唐代高适《东征赋》是天宝三年(744)高适由梁入楚时所作，将身世感叹与怀古感时融为一体，其写法学习班彪《北征赋》。宋代晁补之《求志赋》带有自传性质，叙述自己前半生经历，并由此兴怀古之思，也是取法于班彪《北征赋》。邢居实《南征赋》是随父由京师出知随州时所作，亦仿班彪《北征赋》。
　　2　艺术形式的发展。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学习与接受，还体现在对汉赋的超越和发展。从赋的形式来说，唐代的赋，一方面仍然有大量古赋的产生，这是传统；另一方面为适应科举考试而出现了律赋。它在继承经典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改造，形式上更加严格。霍松林先生《论唐人小赋》一文中对于唐代的骈赋、四言诗体赋、骚体赋、文赋、律赋、俗赋等多样化的体裁进行了全面分析，可见唐人在赋的形式方面多有继承与创新。宋代文人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也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自然平易的文赋，散文句式与骈文句式相结合，这是对散体大赋的发展，并且增添了许多议论色彩，如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但不管怎样变化，总是脱离不了赋的基本特征，自觉不自觉地以前代经典为榜样。
　　3　表现手法的学习。汉赋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被唐宋文人继承和发展。如唐代富家谟《丽色赋》写美人，学习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笔法，既把美人写得光彩照人，又以此寄寓年华易逝的悲感，使传统的美人题材有了新的内容。张九龄《白羽扇赋》，学习班婕妤《团扇赋》的传统，但又表达虽被抛弃尚且感恩的思想，也有了新意。薛胜《拔河赋》、胡嘉隐《绳伎赋》写杂技，由于是单写一技，所以比张衡《二京赋》写百戏更为细致。柳宗元《瓶赋》针对扬雄《酒赋》而作，《晋问》脱胎于《七发》而能自出机杼。杨敬之《华山赋》，可追《子虚》、《上林》。卢肇《海潮赋》写海潮，学习枚乘《七发》。皮日休的骚赋《九讽》学习王褒《九怀》、王逸《九思》。欧阳修《山中之乐》在构思上学习淮南小山《招隐士》。唐宋时期许多作家怀念屈原，柳宗元《吊屈原赋》、刘蜕《吊屈原辞》、苏轼《屈原庙赋》、苏辙《屈原庙赋》等，基本学习贾谊《吊屈原赋》，但在具体内容上又各不相同，如苏轼的作品以“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作为一篇主题，与传统思想有了区别。汉赋中最常用的手法是主客问答，唐宋的辞赋创作大都继承了这一手法，如李华《言毉》是一篇赋体寓言，仿汉赋问答体形式，以客与晋侯的问答结构全篇。柳宗元《起废答》也是寓言性的作品，作者假借与“黧老、壮齿”的对话，讽刺邪恶的社会现实。米芾《参赋》以参星为题，采用问答形式，从参星“主民”这一天象出发，将主旨归之于现实政治。孙樵《大明宫赋》借梦中与宫神的问答，抨击当朝的黑暗腐败。程俱《采石赋》假借乡三老与采石吏问答以抒意。刘过《独醒赋》以酒为喻，寓庄于谐，用问答体的形式、诙谐的语言表达自己对现实和人生的看法。这些作品所用的手法是对汉赋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4　其他方面的学习。除了赋体文学以外，唐诗宋词中的作品，也从不同的方面借鉴学习汉赋的方法。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韩愈《山石》等，虽然是诗歌，但都有铺陈的特点。《蜀道难》可与《剑阁赋》对看。读《北征》又使人想起《北征赋》，“自京赴奉先”的题目，无疑带有“纪行赋”的特点。柳永的词。以铺叙见长，《望海潮·东南形胜》等作品颇见铺陈之长。可见赋的铺陈手法在诗词创作方面颇有影响。
　　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使那些经典作品和重要作家深入人心。当然，文学家对汉赋的革新与超越，以新的思想和样式出现，也是经典化的积极方面。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孙樵的《大明宫赋》，虽说沿用汉赋的宫殿题材，但在思想、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已超越了汉赋的局限，因而更具有感染力，也成为经典性的作品。李清照的《打马赋》也颇有特点。打马是一种游戏，但李清照写得非常神妙。“此赋以战阵喻对弈，这是马融《围棋赋》以来人们常用的成法。但易安写的是打马，故更觉二者妙合无垠，特别是她不局限于一般地写战阵的机谋，而是由此联想到谢安任用谢玄大败符坚的故事，再进而写到当时的形势，希望也有骅骝、(马录)駬一样的豪杰出来，恢复故国，这就把一个看来极不足道的题材变成表现崇高的爱国思想的作品了。”可见，传统的题材和写法被突破后，也会产生新的经典作品。
　　
　　二
　　
　　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
　　唐宋时期，文化背景、文学思潮发生重要变化。初唐时期，文坛上批判六朝以来的华靡文风，进而上推到汉赋华丽的风格。中唐时期，由于崇尚儒学而掀起的古文运动，从文学创作的层面上直接反对骈文。这场古文运动一直延续到宋代。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许多人对汉赋采取否定的态度。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中，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倾向，这与创作实践上对汉赋经典的学习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大唐新语》卷9载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今有上书论事，词理可裨于政理者，朕或从或不从，皆须备载。”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刘知几认为：“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刘知几认为汉赋“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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