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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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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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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流宕而忘返”，并从劝善惩恶的实用功能出发，对《史记》、《汉书》收录辞赋予以否定。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所表现的的观点更为偏激：“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此论竟然把王朝的衰亡归罪于辞赋。杨炯从风骚传统上否定汉赋，其《王勃集序》云：“贾、马蔚兴，已亏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柳冕甚至认为辞赋是亡国之音，其《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云：“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之音。所失岂不大哉!……子云知之，不能行之，于是风雅之文，变为形似；比兴之体，变为飞动；礼义之情，变为物色。诗之六义尽矣。何则?屈、宋唱之，两汉扇之，魏晋江左，流波不反矣。”这是传统的风雅政教思想的体现。
在“去经典化”的倾向中，人们对于汉赋的重要作家也有许多的指责，尤其是对司马相如和扬雄。由于俩人在生活经历、政治仕途上有些所谓的“污点”，他们的人格乃至辞赋作品都受到批评。如《东坡全集》卷92载苏轼说：“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几殆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晁说之《景迂生集》卷3“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之言，迂于事而近谀。”_7J黄震《黄氏日抄》卷46云：“《封禅书》祸汉天下于身后，且祸后世，罪不胜诛。”《黄氏日抄》卷47云：“相如素行不谨，立朝专是逢君之恶。或者犹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赋，《封禅》等书，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齿颊间哉?”对于扬雄，苏轼《答谢民师书》批评日“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并认为扬雄的仿作内容肤浅简陋，“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朱熹《楚辞后语·反离骚》解题中批评：“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在《楚辞辨证·晁录》中又指出：“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这样的批评，使人们对汉赋作家产生轻视和抵触心理。
当然，全面来看，唐宋时期对汉赋的评论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这对于经典化的过程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汉赋的理论总结相对于魏晋南北朝来说有些倒退，没有系统的理论阐发。就零散的评论来看，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1 汉赋的发展。关于汉赋的发展历史，前代已有较多的评论，尤其是《文心雕龙》，对汉赋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唐人对此问题的认识，继承了汉魏以来的传统。如《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宋玉，南国词人，追逸辔而亚其迹……贾生，洛阳才子，继清景而奋其晖。并陶铸性灵，组织风雅，词赋之作，实为其冠。自是著述滋繁，体制非一。孝武之后，雅尚斯文，扬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马、王、杨为之杰；东京之朝，兹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张、蔡为之雄。”基本上勾勒了从先秦以来辞赋的发展情况。把屈原、宋玉看成汉赋的渊源。白居易《赋赋》云：“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这又采用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萧统《文选序》的观点。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人之心也发而为声，声之出也形而为言；声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诗作。圣人稽四始之正，笔而为经；考五声之和，鼓以为乐。是故言依声而成象，诗依乐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风俗，昭昭六义，赋实在焉。”这是继承《毛诗序》的思想传统，总论赋的产生及其作用。 2 汉赋的价值。对汉赋持反对意见者不少。他们用不同的标准衡量汉赋，如儒家诗论中传统的讽喻标准，真实性标准等等，这些标准前代都用过。在批评的同时，也有肯定。如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说：“汉之盛时，有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能文，其文辞以传。”杨时《送吴子正序》说：“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继武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沛然如决江、汉，浩无津崖。”
3 汉赋作家、作品。对人格、作品予以批评否定的很多，尤其是司马相如和扬雄。但也有推崇的，如《朱子语类》卷139云：“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楚辞后语》评班婕好《自悼赋》：“至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又其德性之美，学问之力，有过人者，则论者有不及也。呜呼贤哉!《柏舟》、《绿衣》，见录于经，其词义之美，殆不过此云。”许觊《彦周诗话》云：“(王)丰父尝与仆言：班孟坚《两都赋》，华壮第一，然只是文词。若叔皮《北征赋》云：‘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而筑怨’。此语不可及。仆尝三复玩味之，知前辈观书，自有见处。”
4 汉赋创作手法。对于汉赋中的模拟倾向，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并未完全否定，认为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模仿阶段：“扬雄作《太玄》以准《易》，作《法言》以准《论语》，作《州箴》以准《虞箴》；班孟坚作《二京赋》拟《子虚》、《上林》；左太冲作《三都》拟《二京》；……枚乘作《七发》，而曹子建述《七启》，……虽华藻随时，而体律相仿。”洪迈《容斋随笔》卷7则对模拟提出批评：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以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
《容斋五笔》卷7也指出：
自屈原词赋假为渔父、目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以子虚、鸟有先生、亡是公，扬子云《长杨赋》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坚《两都赋》以西都宾、东都主人，张平子《二京赋》以凭虚公子、安处先生，左太冲《三都赋》以西蜀公子、东吴王孙、魏国先生，皆改名换字，蹈袭一律，无复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规矩者。
这是对汉赋模拟风气的批评。汉赋作家不仅模拟前代的屈原等人，也模拟当代的枚乘、东方朔。模拟的思想根源在于经学的思维模式，往往以前人的作品为榜样，缺乏自己的创新。对于汉赋夸张、想象的手法，前人也多有批评。左思在《三都赋序》立足于“征实”，批评汉赋作品中不少记载失实之处：“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非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唐宋时期，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如王观国《玉海》卷7指出：“上林、甘泉、西都、东都，皆王者居处游燕之地，四海九州珍异之物无不毕聚，是宜赋者之所夸美。而太冲独责以‘假称珍怪，虚而无验’，则误矣。”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实际上，汉赋运用夸张想象的手法，使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文学自觉的体现，今人龚克昌先生曾指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魏文帝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先生的根据是曹丕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也就是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术。根据鲁迅先生这个标准，或用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的标准，我都认为，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至少可以再提前350年，即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
这是对汉赋艺术的高度评价，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的文人，大多数从实践上学习汉赋，创作辞赋，具有崇尚经典的意识，但同时又从理论上存在着“去经典化”的倾向，他们没有专门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文心雕龙·诠赋》那样的理论文章，而大量零散的、感性的批评，造成了汉赋在此时期研究的表面化。也正因此，唐宋时期没有从理论上很好解决汉赋存在的合理性。毕竟，汉赋作为一代文学，在汉代文坛上独树一帜，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各种层次的选择与评论，逐渐被人认可。唐宋时期理论上的弱化，使汉赋的经典化过程显得力量不足。
三
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唐宋时期这方面的成就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1 唐代的“文选学”。《文选》是唐前文学作品的经典，开篇即从赋人手，全书共收赋作55篇，其中汉赋23篇，另有《吊屈原文》、《七发》、《难蜀父老》、《答客难》、《解嘲》、《答宾戏》不以赋名篇实则为赋的6篇。唐代注《文选》者颇多，重要的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的“五臣注”，尤其是李善的《文选注》最有影响。李善注《文选》内容广泛，涉及多个方面，有作品的解题、作家小传，还有文字校勘、释义，除征引前人的注释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文献以资注释。“文选学”的盛行，对于汉赋的经典化有重要作用；一是扩大了《文选》中汉赋作品的传播，二是进一步巩固了汉赋经典作品的地位。
在注释汉赋方面，还应特别注意唐代以来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注释，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李贤《后汉书注》等，对于收录的汉赋作品进行了详细注释，为以后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前三史”收录整篇汉代辞赋作品的情况，据笔者初步统计，大致如下：
《史记》9篇：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褚少孙补《东方朔传》)。
《汉书》24篇：贾谊《吊屈原赋》、《鸱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难蜀父老》、《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东方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扬雄《反离骚》、《甘泉赋》、《校猎赋》、《河东赋》、《长杨赋》、《解嘲》、《解难》、《酒赋》，汉武帝《李夫人赋》，息夫躬《绝命辞》，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婕好《自伤赋》，班固《幽通赋》、《答客戏》。
《后汉书》12篇：冯衍《自论赋》，班固《两都赋》，崔驷《达旨》，崔篆《慰志赋》，蔡邕《释诲》，马融《广成颂》，张衡《应间赋》、《思玄赋》，杜笃《论都赋》，赵壹《穷鸟赋》、《刺世疾邪赋》，边让《章华台赋》。
这三部史书收录了大量的汉赋作品，对于保存汉赋作品起了积极作用，也加强了史传的文学色彩，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论述。
宋代王观园《学林》、王应麟《玉海》、洪迈《容斋随笔》、朱熹《楚辞集注》等，都对汉赋的语词、名物等有详细考释。这说明汉赋在宋代有较大的市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面学习和接受汉赋，对汉赋的经典化具有积极意义。
2 唐宋时期的类书。类书摘录汉赋最多的是《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据踪凡先生统计，四大类书摘录汉赋多达248篇，占今存汉赋总篇数的90.55％。我们进一步来看，被四大类书同时摘录的作品有24篇：贾谊《鹏赋》，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扬雄《酒赋》，傅毅《舞赋》，崔驷《七依》，班固《西都赋》、《东都赋》，李尤《平乐观赋》，张衡《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舞赋》，马融《长笛赋》，崔琦《七蠲》，徐干《齐都赋》、《七喻》，王粲《游海赋》、《大暑赋》、《七释》，陈琳《武军赋》，刘桢《鲁都赋》。
这些作品中有10篇见于《文选》。有的作品被多次摘录，如张衡《西京赋》在《太平御览》中就被摘录20多次。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一点，被三种类书收录摘引的作品有：贾谊《鹏鸟赋》，枚乘《梁王菟园赋》，刘安《屏风赋》，司马相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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