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针对近代词人“务华弃实”之弊，刘勰强调文人要通政事，达实务，贵器用。《程器》开篇即云：“《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梓材》为《周书》中一篇，其云：“若作梓材，既勤朴斫，惟其涂丹雘。”孔传曰：“为政之术，如梓人治材为器已。劳力朴治斫削，惟其当涂以漆，丹以朱而后成。”实用是根本，丹漆是修饰。齐梁之际，狂热崇文，士大夫肤脆骨柔，多不堪器用。为此，他提出理想的文人应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刘勰之著《文心》，明显有羽翼经典，功在当世的目的，其本身就是对自己“梓材”理论的一次实践。他对前人文论，均不满意，就是因其“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于世无补。而他理想的士人人格则是“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器用文采，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当时“时流”所重的风气却是崇文而轻器，与刘勰的理想相去甚远。翻阅《梁书》，士人因文采风流而获皇室宠任的记载不绝如缕，可观时流所重：
　　一重阐扬经术，《梁书·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招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更被亲狎，宠遇日隆。”又“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缺，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意远。’”（《刘之遴传》）
　　二重辞章之美，《梁书·刘孝绰传》：“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座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又《柳恽传》：“（恽）少工篇什。……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苍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又《张率传》：“率又为《侍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渐古昔，得人今为盛。’……其恩遇如此。”
　　三重风神容止，此为贵形似风气的另一种表现。《谢览传》：“览为人美风神，善辞令，高祖深器之。尝侍座，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复合旨。乃赐诗云：‘双方既后进，二少实名家；岂伊止栋隆，信乃俱国华。’”又《王俊传》：“峻少美风姿，善举止。……高祖甚悦其风采，与陈郡谢览同见赏擢。”又《康绚传》：“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高祖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谴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
　　“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二句，准确传神地道出齐梁时期才学与仕途的微妙联系。齐梁世风，大略如此。
　　刘跃进先生在考察了东南豪族，尤其是吴兴沈氏在东晋南朝的兴衰遭际后得出结论说：“以吴兴沈氏在政治上的衰微及沈约在文化上的振起为标志，东南最有影响的豪族都已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士族。同东南豪族一样，绝大多数侨姓士族也相继弃武从文，逐渐走上文化士族的道路。至齐梁之际，这种转变已经大体完成。”（注：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65页，三联书店，1996。）《梁书·到洽传》载任昉对梁武帝论到氏一族语：“臣常窃议，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极简洁地道出这一士风的嬗变。这种崇文时尚导致的弊端就是士人“迂诞浮华，不涉世务”，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终日“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以至于闹出这样的笑话：“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柔脆至于此。及侯景乱起，这些“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的虚弱文士，多不堪一击，“坐死仓促者，往往而然”。（注：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处此氛围之中，能征惯战的武将深感压抑，不由慨叹：“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作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梁书·曹景宗传》）这种心态，与文士形成鲜明对照。
　　此种崇文风气，有其弊端，害国误政不浅。梁末浩劫，始乱于侯景，再祸于西魏，均与此种风气有关。先看侯景之乱。朱异在侯景之乱中干系极大，此人以文史起家，“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为其长……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大同六年（540），“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梁书·朱异传》）。颇得宠任，所谓“四官皆珥貂……四职并趋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同上）。而在是否收纳叛贼侯景这一关乎国家命运的问题上，朱异善窥人主之意，阿谀以承上旨，立主接纳侯景，以致酿成梁末大乱，社稷丘墟，百姓涂炭。再看西魏之祸，元帝萧绎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其为人如何呢？史载，梁元帝萧绎“性好书，常令左右读书，昼夜不绝，虽熟睡，卷犹不释。或差误及欺之，帝辄惊寤。作文章援笔立就。常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论者以为得言。”（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所著《孝德传》、《古今同姓名录》近四百卷。承圣三年（554）冬十一月，西魏铁骑攻陷江陵，“帝入东阖竹殿， 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王夫之著《读通鉴论》，认为元帝自取灭亡，非仅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披夕览，疲役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娱色也又何以异哉？”“玩”书，与“玩”物，对象不同，本质实一，“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王夫之一个“玩”‘字，抓住了问题要害，“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史载，元帝遇害后，魏师“收府库珍宝及宋浑天仪、梁铜晷表，大玉径四尺，及诸法物。尽俘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小弱者皆杀之，得免者三百余家，而人马所践，及冻死者什二三。”（注：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六五，1093页。）亡国之祸，惨烈至此！万卷藏书，毁于兵燹，齐梁斯文，焚毁殆尽，为中华文化典籍一厄。此为单纯崇文不重器用之恶果。
　　“务华弃实”，其枝叶在文坛，而根子则在政坛：政坛轻器用，则文坛无风骨。贵器用与重风骨，一指人，一指文，实为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而要在为人上强调器用，就必然要在文风上提倡风骨，二者实有密切内在逻辑联系。如上所云，风骨是一种内在情感之力，最忌华而不实，“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风骨是一美学概念，较为抽象，考之刘勰本人所举具体之例，会更清楚地看到其心目中风骨与器用联系之密切。《文心雕龙·才略》篇谓：“刘琨雅壮而多风，卢谌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可见，刘琨之“多风”和“时势”联系密切，什么样的时势呢？《祝盟》篇又云：“刘琨《铁誓》，精贯日月。”《章表》亦云：“刘琨《劝进》……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铁誓》，指《与段匹䃅盟文》，事在建武元年（317）， 刘琨临危受命，任并州刺史，四面受敌，乃谋与幽州刺史段匹䃅结盟，以讨石勒。文见《全晋文》。此文先述国家危难是“百罹备臻，死丧相枕，肌肤润于锋镝，骸骨暴于草莽，千里无烟火之庐，列城有兵旷之邑”，一派伤心惨目，“兹所以痛心疾首，仰诉皇穹者也”，继而盟誓，共赴国难——“自今日既盟之后，皆尽忠竭节，以翦夷二寇。有加难于琨，䃅必救；加难与䃅，琨亦如之。缱绻齐契，披布胸怀，书功石，藏于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坠军旅，无其余育。”（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八，1906页，中华书局，1995。）全文出乎民族大义，情怀激越，义正词严。《劝进》，指劝晋元帝称制江左，创建东晋王朝，亦有功于当世，事见《晋书·刘琨传》：“西都不守，元帝称制江左，琨乃令长史温峤劝进。”《文选》李善注引《晋纪》云：“刘琨作《劝进表》，无所点纂，封印既毕，对使者流涕而遣之。”查严可均《全晋文》收刘琨《劝进表》凡四篇，精忠报国之心，溢于言表，如“臣每览史籍，观之前载，厄运之极，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气之类，莫不叩心绝气，行号巷哭”（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一○八，1906页，中华书局，1995。），故称“精贯日月”“文致耿介”。又刘琨赠卢谌诗的序中曾提到“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处，则哀愤两集”，情调悲慨激越，雅壮多风，“雅壮，义正而近于悲壮，指其报国之情怀。雅壮之情反映在作品中，便是那感人的情感力量，便是‘风’”。（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30～340页，中华书局，1996。）可见器用和风骨具有一定联系，很符合彦和“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的“梓材”标准。钟嵘置刘琨于中品，评曰：“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风”是如此，再看“骨”，《檄移》篇云：“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历数操之恶迹，言辞激烈，诸如“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𤡑狡锋协，好乱乐祸”，“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字字千钧，刻骨入木，通篇以一种无法辩驳的力量证明，操应受到惩治，正义之师必然胜利，这是一种内在之力，一种用精心选择、严密组织的言辞表达出的思想力量。陈琳之才，冠绝一时，史载：“琳作诸书及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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