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老庄哲学的最高范畴，用以指代宇宙之本、万物之始。“自然”则是道在化生天地万物的运作过程中表现出的状态。从形而上的角度看，自然之道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本体。因为作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的道，必然是不受万物束缚，不为时空限制的“无待”之物，即庄子说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这种最高本体的道，相对于“有”来说是“无”，相对于“实”来说是“虚”。刘勰所要推原的道，就是这种包裹天地，化生万物，“莫得其偶，“物而不物”的神道，即自然之道。《文心》中所谓的“道心惟微”、“天道难闻”、“神道阐幽”、“神道难摹”均是指此。在刘勰看来，人类一切文化现象都受自然之道的支配：“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最初源头的象征，循此而来的一切文明，都由自然之道（“神理”）所主宰。黄侃指出：“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5〕

    道家自然之道的要义，详而言之约有三层：其一为“自生”。就来源说，自然界的物体声响，都是自生的，不是他造的。刘勰借声响自生，说明大自然的和谐乐章：“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皇。故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其二为“自尔”。就情态说，大自然的物采形貌，都是本然的，不是人为的。刘勰借物貌自尔，说明天地万物之大文章：“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其三为“自化”。就变化发展说，事物都是自己发展变化的，不依赖于外在力量。刘勰借事物自化；说明历代文章的自然延续。所谓“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皥遗事，纪在《三坟》”。尽管远古文章因年代久远而“声采靡追”，但是自唐虞至夫子，文章逐渐发展昌盛则是必然之势。

    由上可知，刘勰借道家哲学思想来建立文学的自然本体论，把文章的起源上升到道的高度，以自然之道作为文化学术的存在根据。而在刘勰以前，还没有哪一位文论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所以，纪昀在《原道》题评中说：“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

    “本然”已明，接下来就要“明其当然”，研究文学的社会作用问题。对此，刘勰说：“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道心”、“神理”都是指自然之道。由于道家哲学重本体而轻效用，所以刘勰要建立体用一如的文论体系，还必须抬出圣人借用儒道。在刘勰眼里，圣人，能够体悟自然之道，根据自然之道的精义来创典设教，发挥文章的社会效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句话道出了“总论”中“述道言治”的思想主题。神道幽微难测，圣人凭借文章，昭明神道以成其大用。所以，圣人“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创造出“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的经典，并达到了“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的效果。刘勰十分重视文学的致用功能，他高度称赞圣人经典的巨大社会作用，并从“政化”、“事迹”、“修身”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序志》中，他又把“文章之用”视为“经典枝条”，认为“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在他看来，后世文章由圣人经典派生而来，所以为文要征圣、宗经、象圣人经典那样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

    　　　　神理共契：“创作论”中的体用之道

    总论中的道体儒用思想运用到创作论中，便形成了道体儒用的创作原则。道家哲学属于艺术哲学，对艺术心态不乏独到见解，如虚静、养气等；儒家哲学属于生活哲学，重视艺术的内容、构成问题，如情采、文德等。如果说道家哲学契合了艺术构思之“神”（指创作中的艺术心态），那么儒家哲学则包含了艺术作品之“理”（指作品中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而刘勰则本着体用结合的原则，兼采儒道，神理共契。

    《文心》创作论中的体用之道，首先表现在虚静与情采的关系上。创作论首列《神思》，以探讨艺术构思问题，而“虚静”则是神思之关键，驭文之首术。在道家哲学里，虚静本是用来说明帝王治术的无为特征的，所谓“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第57章）；“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刘勰则借虚静说明艺术构思的自然品格，他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虚静是作家通过收视返听、澄怀静虑所达到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它是艺术构思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创作活动中，虚静的重要意义在于使艺术家从实用态度和知性分析中超越出来，宅心玄远，灵府自由，从而进入审美观照的境界。艺术主体进入虚静状态的方法，就是《庄子·知北游》中说的：“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要排除心中的功利物欲。其次，艺术家还要约束创作活动中的知性分析活动。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本身会使我们从人类实践活动领域进入审美的高级领域。此时此刻，我们与人类的利益暂时隔绝了，我们的期望和记忆被抑制了，从而被提升到高于生活的高度。”〔6 〕艺术的这一特征要求艺术家在创作活动中，摆脱一切功利的诱惑和名理的纠缠，蹈自然，循天理，进入审美观照的境界，进而养成一个注而不满、酌而不竭的审美胸怀，即虚静心态。虚则不满，不满方可蕴含无穷，用之不竭；静不躁，不躁才能宇泰安详，直观本质。这就是老庄虚静说所具有的艺术精神，也是刘勰借鉴道家虚静说的意义所在。

    刘勰对老庄虚静说也是有所改造和补充的。老庄把人类的文明和个体的情欲视为洪水猛兽，认为声色之欲，文采之心只能使人异化为非人。所以，他们要“灭文章，散五采”，以使人们绝情忘志，复如婴孩。而艺术则缘情而发，因采而立，离开情采也就无所谓艺术了。鉴于此，刘勰从儒家情采结合、文质相依的哲学理论中，寻找艺术存在的合理依据。儒家主中庸之道，倡导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刘勰本此而作《情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皮，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肯定了质文互资、情采相合是自然之事，人所不免。刘勰重视情采问题是与他的致用观点分不开的。艺术要发挥社会教化作用，首先要打动人情，取悦人心。这就要求艺术必须植根于个体的情感之中，而情感是内在的、抽象的，必须借助辞采文章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因情敷采”，强调以作者之情打动读者之情，以作品的文采取悦读者之心，使人们在美的感受中受收到善的教育。至于那些“采滥忽真”、“繁采寡情”或重理轻文、有情无采的作品，则既不符合质文相附的中和标准，当然也就很难发挥艺术作品应有的社会作用，所以刘勰对它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总之，构思以虚静为本，文章因情采成用。刘勰以儒道互补的方式，在创作论中建立起“虚静——情感——文章”的艺术创作原则。

    另外，《文心》创作论中的体用之道还表现在养气与立德的关系上。“气者，身之充也。”气为生命之本，道德之光。先秦儒道两家都强调养气。然又有明显的区别。儒家认为气是“集义所生”，所以主体务必修善积德，养气的方法就是“配义与道”；道家认为气是“心斋”的结果，因此主体必须虚心一志，养气的方法就是“虚而待物”。儒家养气是为了培育主体的精神道德，故把“义”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当身与义不可兼得时，要“舍身而取义”；道家养气是为了调整主体的生理脉络，故把“身”看作生命的最高存在，当名与身不可并存时，要“全身保生”。由此可见，儒家的养气说，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精神修养，主体通过保养自己的“浩然之气”，把个体生命与社会道义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符合社会规范的个体人格美；道家的养气说，实际上是一种全身适性的养生方法，主体通过调顺人体的生理之气，使体内精气与自然外气沟通相连，进入一种游乎天地之间的逍遥境界。

    《文心·养气》谈的主要是生理之气，其基本观点来自道家养气说。黄侃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7 〕养气关乎文思利钝，这是刘勰的卓识。“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文思之利钝开塞与否取决于艺术主体是否虚心养气。刘勰认为，艺术主体“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则心神松驰，理融情畅，文思也就处于利通状态；相反，“销铄精胆，蹙迫和气”，则心烦意乱，神疲气衰，文思也就处于钝塞之中。因为善养气者，气脉均匀、腠理明晰，由此而精神饱满，思绪清朗，这就从生理上保证了艺术主体在构思活动中，能“随性适分”、“优柔适会”，从而创造出“节文自会”、“情采自凝”的艺术作品。

    养气不仅能调顺生理之气，而且还可以修养精神道德。然而儒道两家各执一端，道家从生理出发，强调气与生命的联系，儒家从精神出发，强调气与德言的关系。而刘勰论文不仅要讲艺术构思的生理基础问题，还要讲艺术作品的社会效用问题，所以他必然要兼采儒道两家以为说。如果说《养气》本于道家之说，那么《程器》则申述儒家之义。纪评：“观此一篇，彦和发愤而著书者。”刘勰本着“待时而动，发挥事业”的积极态度，论述艺术问题，认为文人创作贵在“成务为用”，并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这样，由重视文章的社会作用，进而重视主体的道德修养，强调修辞立其诚，也就是必然的事了。有德必有言，道德与文章，为人与为文，在儒家看来几乎是二而一的因果关系。所以刘勰又强调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强调道德修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蓄素以𣕁中，散采以彪外”，就是要求艺术主体加强道德修养， 以内在的美德滋润外在的文采。从儒家的观点看，气乃集义所生，所以养气即是立德，而立德也就能立言，故韩愈有“气盛言宜”之说。其实，早在韩愈之前，刘勰就有了“气盛而辞断”（《檄移》）；“气以实志，志以定言”（《体性》）；“情与气谐，辞共体并”（《风骨》）等说法。这里的“气”就是与道义情感融为一体的浩然之气，它是决定作品文辞与风格特点的内在因素。

    由上可知，刘勰从体用结合的立场出发，把儒道两家养气说调合在一起，由“调畅其气”到“情与气偕”再到“气盛辞断”，就是以道家生理之气为构思之本，以儒家道义之气为表达之用，将“生理——精神——文辞”融会贯通，因内以符外，循本以致用，最终创造出“贵器用而兼文采”的艺术作品。

注释

    〔1 〕李泽厚在《庄子美学札记》一文中说：“人们经常重视和强调儒道的差异和冲突，低估了二者在对立中的互补和交溶”。接着指出：庄子学说中“反束缚、超功利的审美的人生态度，早就潜藏在儒家学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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