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孙玉石对卞之琳《断章》的析评

    （八）李元洛对余光中《寻李白》的析评

    （九）林以亮对西西《哨鹿》的析评

    （十）梁锡华的《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

    这十篇论文有其代表性，先说论文的作者。夏志清和刘若愚都是华裔的美国学者，后者已去世。“东夏西刘”，六、七十年代，他们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各领风骚。余光中、马森、欧阳子大致上是台湾的批评家，不过，欧阳子长期居住在美国。乐黛云、孙玉石、李元洛是中国大陆的批评家、学者。林以亮、梁锡华基本上是香港的学者、批评家。这十位著名作者，其文学观、批评手法，或多或少都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夏志清和刘若愚所受影响特别深远，不在话下。其次是受评的作品，以时代言，古今都有：《锦瑟》为古代作品，其余则为现代。多选现代作品，目的是进一步显示“古为今用”。以文类言，则诗有《锦瑟》、《断章》、《寻李白》，散文有《纪念刘和珍君》、《半局》，小说有《老残游记》、《伤逝》、《冬夜》、《哨鹿》，戏剧有《雷雨》。这些作品，泰半都极为著名。以下根据诗、散文、小说、戏剧这个次序，略为介绍各篇论文的内容，分析它们涉及的文论概念和方法。

    （1）刘若愚对《锦瑟》的析评。 这是刘氏英文译著《李商隐诗》（The Poerty of Li Shang—yin，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9 年）一书的片段。刘氏将此诗译为英文，解释此诗的有关典故（“事义”），介绍对此诗主题（“位体”）的五种说法。跟着他说：“上述种种解释，没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接着他详细分析此诗的用字（“置辞”）、涉及的望帝、庄周、沧海、蓝田等等人、事、物（“事义”），最后指出它的主题（“位体”）是“人生如梦”，并拿它和英国诗人济慈名诗《夜莺颂》的末二行相提并论，以见人生之茫然惘然。以上是刘书页51—57所述说的。此外，同书的页207—210，还分析了它的象征手法（“置辞”）和严谨结构（“位体”），结论是《锦瑟》情采兼备，是一首“伟大的诗”。刘氏这个结论，自然是通过比较后下的，虽然他没有说李商隐怎样“通”，怎样“变”。

    （2）孙玉石对《断章》的析评。 这是孙氏《读卞之琳的诗》一文的摘录，收于黄维梁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香港公开进修学院出版，1994年）。《断章》是卞之琳的名作，只有四行，引录如下：“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孙玉石析评时，先就“装饰”和“相对”二义，论此诗的主旨（“位体”），然后详析它的“置辞”和“事义”。他又指出：卞之琳钟爱的《花间集》，内有冯延巳的《蝶恋花》，此词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二句。《断章》与这两句有“多么神似的联系啊！”而卞氏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还到了不露痕迹的程度”。这里所着力说明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正是六观说中的“通变”。

    （3）李元洛对余光中诗《寻李白》的析评，有详、略两种版本，这里取后者，是载于吴奔星主编的《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里面的。李氏说：“《寻李白》这首诗，播扬着古典的盛唐的芬芳，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感和传统归属感。”又说它“很讲究美的结构的经营”，是一首“自由体诗”。这些是“位体”范畴的论述。按着李氏分析《寻李白》的内容，介绍它叙述的重点，说的是“事义”方面的问题。他又说“余光中诗的语言是精纯的，一是密度高而弹性大，二是炼字炼句具有‘新鲜’与‘新奇’的美学效果”，然后从此诗的用字加以举例证据。这无疑是“置辞”的范围。上述李氏评语中有“新鲜”、“新奇”等词，其观念近于六观说中的“奇正”。在这篇赏析文章的最后，李氏说：“‘盛唐的芬芳，现代的佳构’，这就是余光中的也是当代中国新诗中的上品《寻李白》。”其中“盛唐”与“现代”并陈，是从“通变”的角度为这首诗定位了。

    （4）梁锡华的《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也收录于（2）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梁氏先指出，《记》文抒情以彩色浓厚，在鲁迅散文中较为少见。这可说是“位体”方面的分辨：如用“奇正”概念，则可说此文为鲁迅本身作品中之“奇”（“正”的是那些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杂文是散文中的一类）。接着，梁氏介绍《记》文内容，此乃“事义”。他又说此文有一个“十分精警的明喻”，又“有不少平行句”，又有“两极性词语的对照”，这些论的都是“置辞”。梁氏此文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记》文的若干字句“拖沓”、“不当”，有“语病”，有“西化劣句”。这些也属于“置辞”的范围。用《文心雕龙》的一个术语来说，梁氏在这里做的是“指瑕”的工作；正如他说的，《记》文“不是无懈可击的完美杰作”。梁氏还拿鲁迅作品和冰心、徐志摩、郁达夫的一些悼文比较，指出《记》文的特色，他用的是相当于“奇正”的概念。

    （5）余光中对张晓风《半局》的析评， 见于余氏的《亦秀亦豪的健笔》一文，这是余氏为张晓风散文集《你还没有爱过》所写的序。此文收于余著《分水岭上》（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年）。《半局》写的是人物，余氏说张晓风写作时用了介于《史记》列传和《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说《半局》是“近年来散文的妙品”，它的“老到姿肆之处，鲁迅也不过如此”。这里所论，属于“位体”、“通变”的范畴。余氏析评此文内容（“事义”），对其比喻、题目的用词等，加以赞扬，论的正是“置辞”。余氏认为“半局”中的片段，“速度快，笔力强，一气呵成”，这是可纳入“宫商”方面的特点。又说此文受了“现代诗的启示”，张晓风以诗为文，余氏注意的可说是文体的“奇正”问题了。

    （6）夏志清的《〈老残游记〉新论》原为英文，由黄维梁中译， 收于夏著《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中。此文颇长，达二万字。夏氏评论的，包括下面这些：《老残游记》关怀中国命运，是抒情小说：它“结构松散，……情节与题材的完整性，两皆缺乏”。这些议论，属于“位体”。它和同时代的讽刺小说、谴责小说不同，作者“探究国家的现在与未来，所以，它可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本政治小说”。此处所论属于“奇正”。这本小说和唐代杜甫的诗一样，表现忧时感世之怀，作者也和杜甫“能摹擅写”。作者刘鹗“和杜甫最为接近”。这里所论，近于“通变”。夏氏又指出，《老残游记》写哭泣，表达对国运消沉和乐观两种态度，写“自由而和平的……桃花山中，也有虎啸狼嗥”等等。这些自然是“事义”的范围。夏氏还引录小说中的片段，它们的特点是“精描细摹”，写景与抒情都很精彩。这里说的是“置辞”。

    （7）乐黛云的《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 收于乐著《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乐氏花了很多篇幅析论鲁迅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探究涓生和子君悲剧的成因，这些乃属于“位体”和“事义”的范围。乐氏认为《伤逝》用的是独特的手记形式，又剖析其结构，说明作者怎样“把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引向结局”。这些也属于“位体”。至于鲁迅如何“每一细节也都是力求用最简炼的形象的语言表现出最丰富的内容”，这些意见，乃与“置辞”有关。乐氏说，《伤逝》“远远超出于同时代同类题材的所有作品”，这个评价，用的是“通变”“奇正”等比较概念而得到的结论。

    （8）欧阳子对白先勇《冬夜》的析评。 欧阳子的《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析评了《台北人》小说集里面所有十四篇小说，其中一篇论文是《〈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酿造》。此文近二万字，字数比短篇小说《冬夜》还要多。欧阳子指出，《冬夜》写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表达今非昔比的主题：从前有理想有朝气，现在则妥协于现实，意气消沉。论文中的“对比”、“反讽”二语，与主题有关，也与结构、人事物，以至修辞有关。欧阳子用显微镜式的细读精析法，讨论《冬夜》的遣辞、取材等局部细节，如何与作品的思想主题配合，如何使小说充满着“惆怅无尽感伤绵绵的迷漫气氛”。欧阳子的批评手法， 深受“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的影响，她用的是从细节到全体的艺术性精析法。她分析的，不出“位体”、“事义”、“置辞”这几个范畴。

    （9）林以亮对西西《哨鹿》的析评。 林著《更上一层楼》（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中的《像西西这样的一位小说家》，综论西西的小说，其中五千多字论及西西的长篇小说《哨鹿》。香港作家西西的这部小说，包含了两个人物，两个故事，一是乾隆皇帝及其盛大的狩猎之事，一是小人物阿木泰及其默默而生默默而死。林氏主要论《哨鹿》的结构（“位体”），指出西西在小说中交错运用“传统和现代两种叙事技巧，……显示出作者的匠心”。这个论点含有“通变”的意思在内。林氏认为《哨鹿》的“结构犹如一首交响曲，……整首乐曲有两个主要旋律，一是乾隆的，明朗而响亮；……另一是阿木泰的，柔和而单纯”。林氏以音乐为喻，因此巧妙而少有地反映“位体”以至“事义”、“置辞”和“宫商”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篇别开生面的论文，也使读者尝试体会《哨鹿》写法上“奇正”之处。

    （10）马森的《中国现代舞台上的悲剧典范——论曹禺的〈雷雨〉》，也收在上述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一书中。马氏先界定悲剧，指出《雷雨》“有意地模仿西方悲剧的形式和写法”，他引述剧作者的话，说此剧写的是“天地之间的‘残忍’”。这些乃属于“位体”的范围。马氏指出，“这对宇宙残忍的看法，无宁是来自道家”的“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观念，“是西方的悲剧未曾涉及的”。所论近于“通变”。马氏论述《雷雨》“事义”的笔墨最多，并探讨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原型。马氏指出，曹禺年轻时目睹耳闻父、兄、继母等人的事情，后来在《雷雨》中把这些加以转化，表现出来。这使人想起《文心雕龙》的“体性”说。《体性》篇说明作者才气性情怎样表现于作品；引而申之，作者的经历自然也影响了作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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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用了不少篇幅，介绍了十篇论文的内容，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论文篇幅长短不一，它们析评时重点每有不同，论文作者的文学品味未必一致，他们注意所及的项目，基本上离不开六观的范围。位体、事义、置辞是不可少的，奇正和通变也常有，倒是注意到宫商的却很少。诗有音乐性，照理析诗时，音乐性——也就是宫商——是应该注意的，而这里不然。这个现象并不等于说六观中的宫商是多余的，只能说在实际批评中，析论音乐性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以至很多评论者都省略了。

    上面对各篇论文的介绍，似乎有点机械化，似乎可以节省这许多篇幅，说一句“这十篇论文顾及的都离不开六观的范畴”就行了。不然！因为非如此一一列举铺陈，就不能清楚而有力地说明这句话，就不能说明六观说这个批评体系的重大意义。我还想举出更多的论文，说明它们所注意的也离不开六观说的范围。限于篇幅而不能这样做。无论如何，我相信任何批评家对作品的析评，都跳不出六观说这个“六”指山。我们阅读中国古代文论，发现在《文心雕龙》之前，没有这样一个多方面照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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