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针对南大顾洁诚意见一一作了回应，从《淮安府志》、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与百回本《西游记》之关联，系统地回溯了这场百年来的争论经过，客观地评述了各方观点，并提出了新观点。 
【关键词】 《淮安府志》 吴承恩 百回本《西游记》  

   最近，南京大学顾洁诚先生的《<西游记>作者之我见》对近年来关于《西游记》作者之争提出看法，实为难得。但，顾先生说“一些支持吴承恩说的学者的观点也都属于主观臆测”“这些结论的得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的前提是已承认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但他们又恰恰要用这些观点来证明吴承恩确是作者，所以，这些结论是不成立的。”并进一步说“我认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确实不是吴承恩。长期以来吴承恩作《西游记》已成为文学常识，实际是错误的。”⑴这武断的推断加上不从历史、实际出发的结论也是“主观臆测”，不能使人信服。 



    让我们回溯《西游记》研究史，作者之争一直是针锋相对、旗鼓相当的。 



    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最早的版本《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系金陵世德堂付梓，扉页上没有作者姓名，只有“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字样，共二十卷，且第九、十、十九、二十卷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第十六卷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这实际上是至少三种版本混合、杂糅而在的版本，这留下了一桩令人困惑难解的悬案。况且在明代中叶，正统文学“诗文”仍占据主导地位，通俗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百回本《西游记》又是一种“借神魔而言情，托鬼怪而喻意”的神魔小说，对当时势如烈焰的道教多加讥刺贬斥（帝王崇道），谁敢将姓名署上？这是特殊时代特殊的办法，作者隐姓埋名，恰恰是合理而真实的状况。 



    顾先生梳理“疑吴”、“否吴说”的诸多证据，其中最关键的是对于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中：“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记载问题的质疑，这并非新话题，而是自鲁迅、胡适以来的旧话题，1983年，章培恒重新拾起，作为主要质疑论据之一，“并没有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著作，同名著作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以此向通说挑战。黄永年、杨秉祺紧随其后，构成“疑吴、否吴说”“三殿军“。至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山西学者李安纲步其后尘，彻底否定吴承恩著作权则是后话。⑵又有台湾、日本及海外学者遥相呼应，形成“世纪之争”的绝妙景观。李安纲只是其中用力最勤、呐喊最响的人物。⑶却也从上述方志中寻求疑问，那么，以苏兴、蔡铁鹰、谢巍、曹炳建等为代表的学者们是如何应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呢？ 



    苏兴仔细梳理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看法，认定鲁迅、胡适等人并非盲从。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与“杂记”联结起来谈，就不能讲什么“孤证”，游记类的东西既不需要“善谐剧”者来写，也难于因而“名震一时”。天启《淮安府志》编撰者是当时当地人，“孤证”也可以立。况且，过去时代人对笔记小说与通俗小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把通俗小说称为“杂记”也有可能。（4）万历二十年陈沅之序《西游记》，概括作者的特色便是“跅弛滑稽之雄”。这是读《西游记》者的共感，吴玉搢由“滑稽之雄”联想及于“善谐剧”者作的杂记，把《淮贤文目》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重合到百回本《西游记》身上，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合情合理。 



    蔡铁鹰认为，对《淮安府志》提出疑问固然很重要，但这样的理由假想成份太重，明显地缺乏后续手段。按正常的逻辑推理，要证实吴承恩的《西游记》确系异书，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吴承恩同名异书的《西游记》或有关资料，二是考出百回本的真正作者，而目前在这两个问题上都难得出令人比较信服的结论，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距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过四十年，应当可信，辅以“志”（《人物志·近代文苑》）中的吴承恩小传，以及吴氏生前好友陈文烛、陈耀文、“通家晚生”吴国荣所作的《射阳先生存稿》序跋、清初乡人也是知名学者吴玉搢、阮葵生、丁晏等人的记述，便构成了百回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的主要证据。（5）谢巍先生指出：“不知章君（指章培恒，笔者注）有否研究明人的一些方志，或者曾经浏览一下明人方志中的“经籍”“艺文”等，凡有“经籍”、“艺文”、“著述”、“书目”等一门的，均以人物为主，著录其著作，也就是著者目录，从未见有分类目录。因而，也就不会有著录说明它是否通俗小说（明人无此概念），更不会著明它有多少回。较重要的诗文集才见著录多少卷，一般的书有著或不著录卷数的。可以说没有一部明人“演义”小说著录它有多少卷，这是方志书目的特点。因为在正统又守旧的修志人看来，通俗小说是不应该列入“经籍”“艺文志”之中（如自同治《山阳县志》开始，艺文志便不列《西游记》）。那么，天启《淮安府志》怎么著录呢？有二个原因，一是吴承恩“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6），而《西游记》是其“复善谐剧”的代表作、成名作，怎么能不著录呢？二研究一下天启《淮安府志》的修志经过，便可知道吴承恩的表外孙丘正纲所起的作用，以及修志人的钦佩胆识。由于特殊原因，这部小说才列入“〈〈淮贤文目〉〉”。“怀疑”，一种还没有证实的想法（指章培恒怀疑，本文作者特注），怎么能成为证据呢？仅仅“怀疑”，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怎能推翻前人的说法呢？（7）曹炳建指出：诸多疑点可以证明，天启《淮安府志》并没有目验吴承恩的著作，只是照抄前代有关“〈〈府志〉〉”。查《明史·艺文志》，曾为《射阳先生存稿》写过序的陈文烛，曾撰写过《淮安府志》十六卷。天启《淮安府志》很可能就是照抄陈文烛的《淮安府志》。对于《西游记》，陈文烛含糊其辞，既不言明性质，又不言明卷数，显然有难言之隐。陈氏应该是吴承恩亲友中少数几个知道吴承恩写有小说《西游记》的亲友之一。陈氏将吴氏《西游记》收入正史，是由《西游记》宗教性质决定的。一般正史虽不收通俗小说，但并不拒绝宗教类作品，这从历来正史《艺文志》多有“释类”即可看出，在《千顷堂书目》之前，还有一部《徐氏家藏书目》，又名《红雨楼书目》，在其“子部，释类” 就明确记载着：“《西游记》，二十卷。”（8） 



    由此可见，关于天启《淮安府志》有关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问题，应当科学、客观地审视，“怀疑”固然有点道理，但不能以此为证据，科学的实证从未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怀疑”恰恰是最突出的“臆测”“假设”“假想”，顾洁诚先生重复、继续章培恒诸君的“怀疑”恰恰正是属于亘古未有的“主观臆测”。至于扬言“惟一一条‘可信’的证据就这样被彻底推翻了”，恐怕太过于武断，陶醉于“先入为主”的臆测、“怀疑”，便进而推断“那还有什么证据证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呢？一切都只是主观臆测”，就更加罔断，真理走前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顾先生的推断扬言失之于罔断与轻率。有什么证据？《淮安府志》就是证据，《射阳先生存稿》就有证据，“金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就有证据，问题是，你（读者也罢，学者也罢）如何客观、冷静地看，无视苏兴、谢巍、蔡铁鹰、曹炳建也罢，无视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罢，但无视《淮安府志》、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及文学发展状况、“世德堂官版大字西游记”所透露的关于作者的蛛丝马迹，就太过于武断与轻率，当然，这样做非常方便、省事，打倒吴承恩，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吴承恩的“承恩”二字在百回本《西游记》中出现过三次，刘勇强认为“这样漫不经心地把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黄永年指出“如果吴承恩真是作者，何致在这里用上‘承恩’二字，而且用在形象并不光辉的‘八戒’的前面（9），顾洁诚也认为“两位先生的意见很中肯，虽说在明代避讳不像其他朝代那么严格，但把自己的名字随便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去总还是不合理的”。这些见解均从一般正统文学家的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判断（不是“臆断”）事理应根据具体情况，不能脱离特殊的人物、事物。百回本《西游记》在明代文坛（当时）究竟有何地位？那个时代正宗的文学恐怕并非小说！哪一个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理直气壮地公开声称自己创作小说？！即使《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也都是隐姓埋名呀！《西游记》蔑视天庭、嘲弄佛道教，唐突儒学，“三教混融”，喜笑怒骂皆成文章，确是一部富有寓意的“游戏之作”（10）吴承恩一生坎坷、失意。“复善谐剧”，诗词文赋曲、小令、小说众体兼备，涉足大运河、南京、茅山、镇江、扬州、杭州、湖州、长兴、长江、蕲州等地，与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相辉映、交织、融通，至今还找不到一个取代他的人成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定稿人，恐怕也证明非他莫属。走“近”吴承恩，走“近”百回本《西游记》，走“进”吴承恩的时代生活、精神世界；百回本《西游记》的诞生地南京（秣陵）、茅山，“华阳洞天主人校”，非闲笔也。参透这些，我们再看“承恩”二字那么鲜明生动而滑稽地跳入亿万读者的面前，并非刘、黄、顾三豪杰桃园结义般地断然否定作者，而实际意义与价值所在，便是，为何这样做？吴承恩不甘心啊！？他岂能让心血（大半生）白流，有意点染，貌视闲笔，恰是“万马齐喑”“白色恐怖”下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呀！？你说是罢？！他“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啊！”。陈文烛不甘心，丘振纲不甘心，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也不甘心啊！？鲁迅先生更是不甘心，胡适尤其不甘心，不仅有《西游记考证》，而且还重写了第八十一难。这种举动，将名字嵌入小说中，恰恰是古代文人的玩世、游戏笔法的具体表现啊！古往今来，并非吴承恩一人而己。屈原、司马相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不都做过类似风雅的举动吗？看看他们的名字、绰号及作品便能理解了！从另一方面衡量则恰恰印证了非吴承恩莫属啊？为什么不嵌其他名字，恰恰嵌“承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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