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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十世纪诸宫调的整理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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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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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是套数。《唱论》所言并无错误。正如宋克夫在《诸宫调体制源流考辨》中所论:“一曲一尾符合《都城纪胜》关于缠令的记载。《都城纪胜》说:‘有引子、尾声为缠令’，那么，引子和尾声之间究竟是什么呢?以我主见，引子和尾声之间可以有过曲，也可以没有过曲。也就是说，引子和尾声是缠令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一曲一尾正好具备了缠令的这个起码的条件”。缠令即套数，这是无可质疑的。
通过对诸宫调音乐体制的探讨，基本上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可说“诸宫调是用不同宫调的许多短套联合而成”，而应说是由不同宫调的许多“歌唱单位”联合而成;因此，不应说《刘知远》有曲子八十套，而应说八十个歌唱单位;也不应说《董解元》有一百九十三套，而应说一百九十三个歌唱单位。二是通过诸宫调可以看到词（只曲）→缠令→套数（北曲）这样一个演进轨迹，也就是词向曲嬗变的过程。然而，对后一个问题尚缺乏整体、深入的探讨，更没有结合音乐本体来具体的考察。
诸宫调是一种大型的说唱艺术形式，它对南北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问题。关于它对元杂剧的影响，郑振铎早在《宋金元诸宫调考》中论及:“如果没有诸宫调的一个文体的产生，为元人一代光荣的‘杂剧’，究竟能否出现，却还是一个不可知之数呢。”他认为从宋代大曲或宋代“杂剧词”演进到元杂剧必经诸宫调这一个阶段。在体制上，元杂剧的一人唱到底的形式特点来自于诸宫调一人弹唱到底的表演方式。诸宫调组织几个不同宫调的“套数”来讲唱一件故事也被元杂剧“全般的采用着”，构成了元杂剧至少用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数来表演的形式特点。他还进而指出，诸宫调对元杂剧的影响“原是整个的，不可分离的，不可割裂的。”而李昌集则认为:“就曲体而言，‘诸宫调’并没有且不必有自身的体制。从这个角度说，‘诸宫调’本身对北曲之形式无任何意义，其价值在它‘包罗时曲’的特点，使它保留了‘时曲’的样式，从而为后世研究北曲的发生形成提供了具体资料。此‘功’自不可没，但若过分多情地将诸宫调视为一种‘曲体’，并将之作为北曲发生形成的主要源头，则大谬不然了。”他进而指出:“如果要谈‘诸宫调’本身对北曲之影响的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诸宫调’作为勾栏中相当活跃的曲艺，由于它包罗‘时曲’的特点，故使俗曲得以找到一种最佳的‘汇集’之所，从而逐步形成一种可与‘雅词’相抗衡的力量，故客观上促进了‘俗曲’——‘后世北曲’的发展和提高。至于诸宫调以时曲唱‘传奇’，其曲文又涵有浓厚的‘代言’意味，这对北杂剧将‘曲’与‘戏’（‘传奇’）相结合可能有着某种启迪和过渡作用，此又另当别论了。” ⑨ 这与郑振铎的观点大为相左。其实，二人所论都有道理，只是由于审视的角度不同，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郑振铎是从形式特点着眼，得出元杂剧“全般地”受到诸宫调的影响的结论。而李昌集从词、曲的嬗变 着眼，提出诸宫调对元杂剧的发生形成只起到“发展和提高”、“某种启迪和过渡”作用的结论。关于诸宫调对南戏的影响也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吴则虞在《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中说:“从南戏的组织形式来看，无论是《张协状元》、《小孙屠》以至于《琵琶记》、《荆》、《刘》、《拜》、《杀》，最初都是不分折、不分出的，和诸宫调的基本形式是相一致。又诸宫调频频换宫，换宫时又可跟着换韵，和南戏以及后来的传奇换宫换韵的情况也完全符合。可以说南戏的组织形式是诸宫调形式的发展和延伸。”翁敏华在《试论诸宫调的音乐体制》中也说:“北曲杂剧在许多方面是直接继承诸宫调的，但在音乐体制上，两者间还有条鸿沟需要跨越。”而“南戏的音乐结构却与诸宫调绝顶相似。若把南戏本子唱辞说白剔除，仅剩一张音乐结构的‘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种‘诸宫调’:有着一曲独用、一曲一尾和联套三种形式”。“诸宫调在戏曲音乐的形成上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台湾花莲师院的杨振良先生也认为:“宋代的诸宫调与宋元南戏之间的脉络是相当清晰;如此，我们翻阅《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考索其中众多且复杂的‘变宫转韵’曲牌现象，方才恍然大悟其间耐人寻味的影响关系。” ⑩
事实上，诸宫调与北曲之间并不存在一条“鸿沟”，它对南北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靖康之变”后，诸宫调南北分流，形成两个既相通又有差别的体系。北诸宫调的体制可以《董西厢》为代表，故被称之为“北曲之祖”。南诸宫调的体制虽无完整的作品作代表，但《张协状元》“副末出场”一出可窥其一斑，北诸宫调与北曲关系密切，如郑振铎所论。南诸宫调对南戏有直接影响，如吴则虞、杨辰良等先生所论。应该指出的是:诸宫调与南北曲关系是密切而复杂的，目前学术界尚多有未发现者，笔者将在日后再详论。
三 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现存的诸宫调作品只有三部:《董西厢》是完整的一部，《刘知远》已残缺不全，《天宝遗事》已佚散，只剩数十套曲辞。因其数量少，故弥足珍贵。不少学者对这三部作品进行整理（校注或钩辑）。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这三部作品得以流行于世。这里谈谈诸宫调作品的整理。
《刘知远诸宫调》一直在民间流传，鲜为文人所知，故不见于历代的稗史杂说中。直到20世纪初（1907至1908年），俄国的柯智洛夫探险队发掘黑水古城，这部被湮埋了数百年的文学珍品才重见天日。柯智洛夫的发掘规模相当大，出土的文物相当多，除了有西夏文的经卷、文书外，还有不少汉文的书籍。有刊刻于乾二十一年（公元1190）的《蕃汉合时掌中珠》，乾二十年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等。还有平阳（今山西临汾）姬氏刻的《四美人图》和平阳徐氏刻的《义男武安王位》两幅大型版画11 。这些出土的书籍大多都是12世纪刊刻的。据此推断，《刘知远诸宫调》也当刻于这一时期。
《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是一件具有相当文化意义的事。此前，人们只知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而《刘知远》比《董西厢》还要古老。它可帮助我们了解《董西厢》之前的诸宫调乃至民间讲唱文学的发展情况，弥补了诸宫调发展链上的重要一环。因此，引起了学术界高度的注意。不少学者对它倾注了很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在整理和研究上获得了可观的成果。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郑振铎先生。他率先 对《刘知远诸宫调》进行全面的整理和研究。据郑振铎《刘知远诸宫调跋》记述，他于1930年在一位朋友（向觉明先生）那里得到《刘知远》的抄本，才知道它是诸宫调，后又见到了原书照片，只剩四十二页，内容与抄本完全相同。1957年，他到前苏联列宁格勒访问，见到了原书，确实只有四十二页。中间的将近八则，估计约有八十多页原已缺佚。“这是一个袖珍本，完全是金代（公元一一一五——一二三四年）刻本或稍后的蒙古刻本的样式。”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为它是一部金刻本。1935年，郑振铎已将抄本整理排印，题《刘知远传（诸宫调）》，编入《世界文库》第二册。这样，《刘知远诸宫调》才开始在学术界流传。但郑本中时见文字误辨、语句错断的现象。1937年，北京来薰阁根据照片石印，题《金本诸宫调刘知远》，让人们得见该书原貌。1958年，前苏联将《刘知远诸宫调》、《聊斋图说》等一批书籍归还中国。文物出版社据此影印出版，克服了来薰阁石印描摹失真的缺憾。郑振铎的《刘知远诸宫调跋》就是为文物出版社影印本写的。到了1989年，巴蜀书社出版蓝立蓂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该书旁征博引，注释详明，对俗字、误字进行了辨析。书后列有《俗字表》，以备读者查阅。据该书的《后记》说:“这部校注稿写成于1980年。初时，曾与廖珣英先生合作搜集了一些资料，并选释了某些词语。后因廖先生另有他就，遂由我草成全稿。”廖珣英先生的《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于1993年1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注释多有与蓝注本相同之处，而廖注本在曲调格律和押韵规则方面用功较多，其意义也是很明显的。今天容易见到的便是这两个本子。其它的整理本还有凌景埏、谢伯阳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朱平楚的《全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做了不少积极而有益的整理工作，发表了一批专门性论文。如张星逸的《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江海学刊》1964年第一期）。刘坚的《关于〈刘知远诸宫调〉残卷词语的校释》（《中国语文》1964年第三期）、张星逸的《补关于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校注》（《中国语文》1965年第五期）、蒋礼鸿的《读〈刘知远诸宫调〉》（《中国语文》1965年第六期）、陈治文《〈刘知远诸宫调〉校读》（《中国语文》1966年第三期）等。这些论文分别对《刘知远诸宫调》的刊刻年代问题、字句勘释问题、音律问题进行了探讨，为它的研究作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尤其是《中国语文》以系列专栏论文的形式来展开讨论，有力地推动了《刘知远诸宫调》的整理和研究。
《董西厢》是一部保存完整、规模宏伟的诸宫调作品，且被后世推为“北曲之祖”，董解元也为《录鬼簿》列于曲家之首，誉为“创始”（即北曲之创始）。因此，尽管明清两代的学者皆不知其为何物，但仍有不少人对它进行整理和刊印。
现存最早的《董西厢》刻本是嘉靖本。它为嘉靖年间张羽所刻，共分八卷。前有张羽的序，后有杨循吉的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燕山松溪风逸人刻本影印（1963年），题为《明嘉靖本董解元西厢记》。赵万里等人于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绩溪县寻访到另一个刻本。它也分八卷，名之曰《古本董解元西厢记》。开首也有一篇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羽的序言。卷一题有“海阳风逸散人适适子重校梓”的字样。“海阳”即安徽休宁，“适适子”不知为谁，“重校梓”即重刻张羽的校刻本。张羽，字雄飞，号黄鹄山人。他在序中说，他的校订本是以元刻本为底本。元刻本为西山汪氏所藏，张羽“借录之，然恨其手（首） 尾俱缺，舛谬殊甚”，后通过何良俊借得杨吉循所藏的抄本，才“赖以考订异同，修补遗脱，而董氏之书于是复完”。可知，《董西厢》在元代已有刻本流传，而明初至嘉靖三十六年之间尚无人刻过。
《董西厢》的重要刻本还有黄嘉惠本、闵寓五六幻本、屠隆校本（二卷）、汤显祖评本、闵齐刊本（四卷）、暖红室本（四卷）等。黄嘉惠本分上下二卷，并配有插图。卷上题有“新都杨慎点定，海阳黄嘉惠校阅”。此书的开首有黄嘉惠作的《引》。书中有清代学者王筠的题跋和批校，是一部难得而珍贵的版本。此书原藏山东省图书馆，1984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
闵寓五六幻本是一个通行已久的版本，也分上下二卷。近人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校注本就是用它为底本的。凌景埏的《董解元西厢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是目前通行的版本。它以闵寓五六幻本为底，依张羽本分为八卷，“并用古本、旧钞黄嘉惠校本、屠隆校本、汤显祖评本、闵齐伋刻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刻残本、暖红室翻刻闵齐本、暖红室后刻不分卷本对勘，择善而从。因《北词广正谱》、《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王骥德（伯良）校注《王西厢》，引录《董西厢》词语甚多，遇上述诸本都错了的字，也有据它们来改正的。”12 该书是凌景埏去世后出版的，未竟的工作由出版者来完成。由于出版者将该书定位为普及性读物，故未出校记，对一些词语与典故只作了通俗简要的注释。除此书外，还有侯岱麟校的《西厢记诸宫调》（文学刊行社1955年出版）、傅惜华的《西厢记说唱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出版）、朱平楚的《西厢记诸宫调注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等。他们对《董西厢》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
《天宝遗事》为元代王伯成所作。该书已佚散，部分曲辞保存在明初朱权所编的《太和正音谱》、明嘉靖时郭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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