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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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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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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追李，诗成常似杜——论金末诗人李汾》，《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李俊民(宋石青《关于李俊民生平的几个问题》，《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房皞(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曹之谦(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祁(宋德金《刘祁与〈归潜志〉》，《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等。
以汉族作家而论，吴庚舜《金代边塞诗人周昂》指出：“周昂长期生活在塞上，亲身体验，细致观察，特殊感受给他的边塞诗带来了自己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作元好问‘丧乱诗’的前奏曲。”在女真族作家方面，史礼心《赋诗言志，出语倔强——金海陵王完颜亮诗词创作》对完颜亮率真任性的作品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金亡前后活跃在黄河、汾水流域的河汾诗人，长期以来学术界极少加以研究，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弥补了这一缺憾。而有关考据性成果，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金代文学家李纯甫生卒年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等广征博采金、元时期的典籍文献，纠正了《金史》、《归潜志》以及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罗继祖和张博泉《〈鸭江行部志〉注释·王寂小传》的疏漏舛误。至于金代作家研究的概要情况，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百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亦见其学术专著《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则进行了历史的扫描与综合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宋、辽、金三代则是各民族政权鼎立并存的重要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南北朝。如同辽金称两宋为南朝一样，两宋也称辽金为北朝。正统观念较为淡薄的元人根据“国亡史作”的惯例，在元代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经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以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其后经过六十余年关于“义例”的研判争论，直到至正三年(1343)才议决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分别修撰，终于使《宋史》、《辽史》、《金史》平列并称、垂范后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此后任何从元人这一客观公正立场后退的言论与说词，恐怕都难以尽免开历史倒车之嫌。至于宋、辽、金时期辽金文化的发展，则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格局带来了特色鲜明的元素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不过由于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南人动刊梨枣，加之长期以来正统观念与民族偏见根深蒂固的传播影响，使辽金文献人为地大量散佚，其中辽代文献几乎散佚殆尽，对于当时南、北双方并驱争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千古遗憾。今天想要恢复辽金文学的原生态，实在勉为其难。而对于当时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哪怕取得些微的进展，都要比常规的研究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遂成为辽金文学研究中尚待突破的最大难点。尽管如此，由于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现存文学作品仍然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不断南渐和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历史趋势。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宋、辽、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转型期。辽金文学的涵养蕴育、勃发崛起，为中国文学的整合与新变提供了走势强劲的动力。在新的世纪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全面探索和深入研究辽金文学，必将促进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史多元辐辏的运行轨迹和相激相融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与时俱进地创建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做出有益的贡献。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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