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同上)“欲无不遂，情无不达”就是道德之盛世。实际上情欲之“则”就是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统一。看来“情根”的本身，就包含着“己之情”和“人之情”两个方面。它是公私兼顾，由私及公，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溶并存的统一体，而不是一方排斥一方。所以石头在《石头记》中的一贯表现，都体现了情欲之则，即情欲自身中的“天理”。它即表明“私欲之中，天理所寓。”又从石兄的言行中体现了“遂己之欲”与“遂人之欲”，“达己之情”与“达人之情”的具体情态，第三回宝玉摔玉，就是摔不尽情理之事，表达自己的情理；是己情与人情的相达。它要求“姐妹兄弟皆出一体，并无亲疏远近之别。”宝玉会秦钟，虽然自己让秦钟“比下去了”，但他不自尊、自傲，而是想自己“竟成了泥猪癞狗”，“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结交，也不枉生一世。”这不能不说是“理存于欲”，宝玉之情欲很自然地涉及到人人都有的遂情达欲的自由。人人都有的遂情达欲，就是“人欲之大公”，只是“侯门公府”与“寒门薄宦”的鸿沟形成了“世间之大不快事”，达情遂欲的大公之理被窒塞了。再如宝玉之于琪官。这不能不是双方达情之举。但这种达情之举，却使忠顺王爷之情不能达，欲不能遂；再进而使贾政的“冠带家私”之欲不能遂，“光宗耀祖”之情不能达。同是一件事，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理。忠顺王爷私自占有琪官，既无情，又无理；宝玉解放琪官，既有情，又有理，可是有情有理之举却偏被无情无理之势所压制。这就是私欲与大公的分界线。就全书来看，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诗一般的神话，就是相互达情遂欲的完美境界。神瑛甘露灌溉之情，被绛珠报之以一生的眼泪。这里面虽然以两心相知、相情相契为主要内容，但相知相契而不能相婚，这是和“风刀霜剑”、“金玉良缘”的逼迫分不开的。黛玉眼泪之所以由多到少直至泪尽夭亡，那都是无奈“风刀霜剑”的结果。尽管宝、黛二人情浓意切，但他们所缔造的爱情境界却始终是净化无尘的。在除了一对石狮子还算干净的府第里，只有他们是洁来洁去的。这难道不是“情欲之大公”和“公理之至正”的生动演绎!
看来“情根”入世的种种表现，使宝玉之情经受了各方面的考验，最终而成为“情圣”。纵观宝玉的生也，长也，行为也，言谈也，其动力源泉是不能离开他先天带来的“情根”的。特别是以宝玉为首的大观园女儿国，这就是曹雪芹有意展现的“顺民之情，遂民之欲”的“王道”乐土!也是“情根”萌发、开花的大花园!
三、事体情理
《红楼梦》第一回空空道人批评石头所记的事迹算不得奇书，只写几个“异样女子”的“小才微善”。而石头却责备空空道人“太痴”，说《石头记》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论述亲身经历的事实。这说明空空道人并没有真正读懂《石头记》，更不理解“事体情理”。从哲学上看，“情理”即恰到好处的“人欲”，而“人欲”正是产生天理的母体。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中说：“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可言矣。”所谓“情理”，实则是理在情中。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理》中指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未得而理得者也。”这和黄宗羲的“天理正从人欲中见”是一个意思。可见“事体情理”中的“情理”，是情中之理，理在情中，情之不爽失即是理。宝玉的情理观，就是如此。凡事都是以情度理，而不是以理衡情。大而至于从仕途经济引发出来的对国贼禄蠹之恨，小而至于用一土一草一茶一水的祭祀去“感格”鬼神(五十八回对藕官烧纸的开导)。这都是有情即有理，反之，无情即无理，对王善保家等“老女人”则把她归入比男人更可杀之列，甚至对宝钗、湘云也不讲情面，只要于情有碍，即下逐客令。可见宝玉之理是在情中，理生于情。从哲学上看，理是不能离开情而单独存在的。李球在《论语传注问·为政二》中说：“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日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矣。”李球所指的事，即石头所谓的“事体”，事体乃事的体统，而不是孤立的一时一事。《红楼梦》中“追踪蹑迹”的事件，也即是《红楼梦》情理的载体。宝玉的理在情中，而情理又均在事中。大而言之，凡是《红楼梦》中一饮一食之事，均可以成为《红楼梦》情理的源泉。因为一饮一食之事和百年旺族的兴衰际遇构成了事态的整体，也就是说在一饮一食之事都纳入了《红楼梦》事体情理之中。反过来说《红楼梦》中的事，又是在情欲驱遣下的种种作为。一饮一食之所以成为“事体”中的情理，是因为一饮一食为人人所需求的基本索取，它涉及整个人类。因此事体和情理的关系，又是在人的情欲能动作用下所发生的种种事态。戴震在他的《原善》中说得好：“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之于至当之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为有理。”因此“怀生畏死”，“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等“仁义礼智”都不求于所欲之外(《孟子字义疏证》)。可见理是在人“为”中体现的，而人为又是基于人欲。推而广之，一切物质的、道德的、心理的需求和准则，皆基于有欲有为。所以说“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同上)。欲既然是人人有之，所以就不能只遂一人之欲，而不遂他人之欲，欲中的私和公，就在于遂欲于私人还是遂欲于人人。北宋以来的欲外之理，之所以是倒行逆施，就在于它是遂欲于少数统冶者而禁欲于人民众生。“存天理、灭人欲”虽然嚣张一时，但它根本无法灭欲。因为“天理”的母体就是人欲，要以“天理”灭“人欲”，实际上就要先消灭自己。只有有欲而无私，才能因私及公，有遂有节。遂己遂人，达己达人，这就是欲中之公理。《红楼梦》就是这种“万物之公欲”和“万物之公理”的具体演绎。就贾宝玉而言，他在和众姐妹(包括大小丫头)的交往中，虽说“爱博而心劳”，但他不为己私，多为对方设想，长期在弱水三千中游泳，但只取一瓢饮。这从封建社会男女之间的关系来看，不能不说是“公欲”和“公理”。只要和《红楼梦》中的贾赦、贾珍、贾琏、贾蓉、薛蟠这一组人物相比，就可以明显看出，后者的欲是淫欲，是极端利己的私欲。因此，他们的“理”，只能和“馋嘴猫儿似的”，借兽性之“理”来作为“从小世人都打这么过来的”没脸没皮的“理”。这些人总以遂己之欲为理，遂他人之欲为非理。这就是一切“谋虚逐妄”的人的思维特点。设若“馋嘴猫似的”事件，不发生在贾琏身上，而是发生在贾府老爷、公子以外的人身上，贾母岂能以兽性之理为理!
那些口口声声讲理治的人，以理来衡量事物时，往往是双重标准，对人是虎视耽耽，毫厘不爽；对己则饰非掩丑，隐恶扬善。理为人设，不为己循。因此同为一事，而情理有二。一为情中之理，有情斯有理，理是遂情达欲的大公准则；一为把情理分开，以理制情。这是灭公欲而纵私欲的虚妄之情。在他们看来，公情不灭，私欲难达。所以凡是不承认理在情中的人，其言行都是虚妄的。《红楼梦》第一回石头在回答空空道人的指责时说：“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有功夫去看那理治之书。”“富人”的“不足之心”就是私欲无节，“贪淫恋色，好货寻愁”无度无厌。这些人虽提倡理治，但并不看理治之书，甚至他们就是理治的破坏者。但对己如此，对人则不许越理治雷池一步，这难道不是最大的虚妄。由此可见，《红楼梦》在按自己的“事体情理”“追踪蹑迹”的记述过程中，“谋虚逐妄”就是“事件情理”的对立面。曹雪芹之所以把“谋虚逐妄”与千部一套的才子佳人的书相提并论，恐怕在“自相矛盾”“太不近情理”的内容上，是同出一辙的吧。这在《红楼梦》的具体描写中是有暗示的。第五十六回，宝钗借探春的改革，引朱熹的《不自弃文》论兴利除弊之道。探春说朱熹的书都是“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批驳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去看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引《姬子》的话说：“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探春与宝钗的争议，表面看来是相互对立的，因为从探春的改革“事体”中，自然要否定那些“虚比浮词”；但实际上双方也有共同点，即从“利欲”观(宝钗的话是“利欲薰心”)上看，不仅朱子的话是虚浮的，就连孔孟之道、尧舜之词都是虚浮的。探春的观点，不仅是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公开反驳，而且还以一草一木、一饮一食当中，悟出了“使之以权，动之以利”的经营管理之道。作者在这里借宝钗之口赞扬探春在改革上的理性意义，她认为凡事“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这几句话既是对探春改革“事体情理”的总结，也是作者在创作《红楼梦》问题上，非常清醒地“拿学问提着”创作思想，使其不“流入世俗”的警策!所谓无才补天，枉入红尘；所谓假悟村言与真事隐去，这难道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真假的活用吗?而且在第一回书中一用，就很自然地有纲举目张之感。作者所说的“学问”，显然不是儒释道三教的教义，更不是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小而言之，就探春改革大观园的利弊一事来看，就很象现代经济的个人承包责任制，但在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事体情理中，却规划得那样具体细致，而又切实可行，这难道不是在反对“君子喻于义”的“虚比浮词”中，“有欲有为”的超前意识的具体演习吗?大而言之，作者对书中“半世亲睹亲闻”的那些女孩子以及他的至交好友，无不体现出“用学问提着”的“事体情理”。
先从秦钟说起，就宝玉初会秦钟的心态来看，脂砚斋也“用学问来提着”，批了如下两句话：“使此后朋友中无复再敢假谈道义，虚论常情。”宝玉在会秦钟时从内心独白中所表现的情理，是一触即发，一发即悟，非常敏感、快捷的感到侯门公府无真情，富贵等级泯灭人性人情。宝玉对情的悟性，可以说是地设天生。这就是那些尚谈假道义和虚假常情的人，在看了宝玉会秦钟之后免开尊口的原因。宝玉对情一触即发的悟性，不仅证明理与情欲的一致性，而且还使“情”理”双双创新；“情”丰富了“理”，“理”又升华了“情”。只有情中之理才是天然之理。
宝玉对万儿的事，事情虽小，情理却大。宝玉无意撞见茗烟与万儿私通，猛然一见，所触发的情，是为这两个小儿女担心，怕贾珍碰见是一个“死活”问题，继之是为万儿解围，提醒她快跑。在宝玉看来，一跑了之，既解除了窘态，又跑掉了羞愧；继之，怕万儿有思想包袱，又自己跑出去告诉她“我是不告诉人的”，让她放心；继之，又责备茗烟，连她的岁数都不知道，就干起这种事来，为万儿叫屈；继之，又琢磨囗儿这个名字很奇特，希望她将来有些“造化”。只在这短短的瞬间功夫，宝玉对万儿这件事却谱成了情的“五部曲”。事情就怕比较，此事不管是和《红楼梦》中的其他儿女私情比，还是和其他小说中男女情人比，或者是和历史上风流韵事比，还有谁能比得过宝玉这个“情圣”呢?宝玉此举，不愧是对历史上“情”“理”的双双创新和升华，也是在哲理上对理在情中的创造性的发展。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集资为宝玉设宴。宝玉对小丫头每人出三钱银子过意不去，“忙说，他们是那里的钱?不该叫他们出才是。”晴雯反驳道：“他们没钱，难道我们是有钱的?这原是个人的心，那怕他偷来的呢，只管领他们的情就是了。”宝玉听了以后“笑说，你说的是。”宝玉不忍芳官他们四人每个各出三钱银子，这也是宝玉的寻常情理，也是很自然的。听了睛雯的训斥以后，又连称是，为了“领情”，那怕是偷来的，也不应该冷了“各人的心”。正因为有“各人的心”在，这情分就不只是三钱银子了。所以宝玉接受了睛雯的训斥。这就从哀怜小丫头“没钱”的感情升华到只要有心就应无条件“领情”的高度。宝玉在情的问题上把小姐丫鬟、大丫鬟与小丫鬟、有钱的、没钱的都通通同化了，贫富之分，贵贱之别，都消失在将心比心的心情中了。这就是寿怡红群芳集资这件事中的情理，有此情理，才有后面小姐丫鬟们的真情流露，各自畅怀尽性，在杯盘狼籍中，横七竖八的醉卧在一起。
睛雯撕扇，是写睛雯性情的点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