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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与艺术的交融——《红楼梦》哲理内蕴探微

时间:2009-8-8 16:56:45  来源:不详
睛之笔。可是撕扇之举却是在宝玉事体情理理论指导下发生的。在撕扇前宝玉认为“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爱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宝玉的爱物观是以适应人的性情为前提的。这一理论被睛雯的撕扇实践以后,不仅使睛雯娇憨之态毕露,而且使情雯任情由性的本性非常自然的流露出来。睛雯撕扇既撕得其情,又撕得其“理”!

藕官烧纸,本是同性恋之举。但宝玉不仅支持她、包庇她,而且还从理论上指导她不搞烧纸等异端,要以心诚为主。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只要有情,就有宝玉之理。宝玉向王一贴求“疗妒汤”,是基于对夏金桂妒病的关怀,如果把夏金桂的妒病治好,岂不又多了一个清洁的女儿。斯情斯理,施之于夏金桂,本来有些多余,但非此不足以显宝玉的情理。这种情理不仅对泼妇夏金桂无怨无恨,而且还抱着治病救人的心,使金桂不致于变成鱼眼睛似的女人,更不要变成比男人更可杀的老女人。这虽是一厢情愿,但确确实实翻新了古今痴情人的情理。

上述宝玉对万儿的言行,对王一贴的心态,对睛雯撕扇、藕官烧纸的理论,以及书中所描写的龄官画蔷痴及局外的特殊表现,杏子林落叶成荫子满枝论,都是“事体”中的“情理”。这和“谋虚逐妄”的情理是根本对立的。在《红楼梦》中的表现,是和贾氏家族之理、以四大家族为主的社会之理、以大观园以外人际关系之理相互排斥的。在相互对立排斥中显示出对立一方的事外之理、情外之理,是“别为一物”之理。这种理当然不能和情合称为“情理”,只有事中之理、情中之理,才能情理合一,成为真正的情理。而“情理合一”的主要内容,是情欲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情的足度即理,理的节制即情。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理》中说:“情之当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过;未当也,不惟患其过而务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于私则仁,不溺而为慝则义,情发而中节则和,如是之谓理;情欲未动,湛然无失,是谓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可见情欲自有天理,情欲出于天性之自然。故先使尽情欲,尽而不使其过,就是理。情欲之中不私不慝则为仁义。情欲不及要使其及,及而“勿使之过”,这就不会“溺而为慝”。所以天性中自有情欲,情欲乃天性自然,而天理则是情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节制。这就是荀子在《礼论》中提出来的情理中的“度量分界”。可见礼是为了情欲顺当而健壮的发展,在发展中节制其过,这就是对《红楼梦》事体情理的界定。其中的事体情理往往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却没有矫枉过正之嫌。以宝玉为首的女儿国,其情理表现,大都是“天真烂熳,相见以天。”不管是宝黛相知相恋,还是二丫头的瞬间露面,都是清彻透明的绝假纯真之情,既没有“谋虚逐妄”的习染,也没有“别为一物”的理套。这就是曹雪芹从事体情理中推导出来的“儿女真情”。这种“儿女真情”的取得,除了始终和“谋虚逐妄”“搏击拼发”外,还应看到作者醒觉后的哲理思想的指导,也就是时刻以“学问提着”创作思想,没有“学问提着”的创作思想,《红楼梦》就不会成为哲理与艺术交融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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