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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三国演义》传播研究的文化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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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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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甚至时下流行的漫画及电子游戏都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可见其历久弥新的价值。《三国演义》的价值，至少可分为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实用价值方面，由于三国演义大量描写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可说一字一句皆藏有玄机，因此有人将三国演义当作治世的兵书，商场竞争的宝典，熟读三国，不仅可以增长对人对事的应对技巧，若能活用三国，更能让人无往不利；涉世未深的青年读之，可多一分处世的圆融。因此古人有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因为三国到处都是谋略，老人的处世态度已然圆融，若再看了三国的谋略，将更加圆滑。这固然是凸显三国演义的谋略，也是着眼于其实用价值。
二、《三国演义》的传播特征
（一）《三国演义》的传播受文化传统的影响极大。《三国演义》不仅是在传播一个故事，从深层次上来看也是在传播一种文化，因此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外的“三国热”主要是在传统文化背景相似或者交流频繁的亚洲地区，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韩国，《三国演义》是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中国小说；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一二十种，其中李文烈的评译本，销量已达数十万套(每套十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三国演义》也流传很广，并有多种马来文和印尼文的译本。在这些国家的华人社会，三国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关羽崇拜至今还很普遍。新加坡、马来西亚曾分别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都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在湖南文山的《三国演义》日文译本出版后，新的日文译本不断出现，总计超过二十种，而且多次再版。如立间祥介教授翻译的《三国志演义》，1972年出版，到1988年已经印刷16次，几乎年年重印。各种译本加起来，发行量至少是几百万套。日本的《三国演义》改写本、新编本、连环画多达几十种。其中，仅横山光辉改编的《漫画三国志》，就有大小两种开本，印数已经超过三千万套，几乎等于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套，普及率之高，竟超过中国。日本的《三国》研究著作多达几十种。要论“本体研究”，应该说不及中国；但从人际关系、经营管理、商战谋略等角度进行的“应用研究”则似乎比中国更活跃。日本的“三国迷”遍及全国，他们自发组织的“三国迷俱乐部”就有上百个。在欧美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三国演义》的传播远不如亚洲那么广泛。
（二）三国人物广泛深入人心，《三国演义》传播的根基始终在民间。《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三国》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应当像刘备、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诈毒辣的事。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小说人物成为大众宗教式崇拜的对象，这是全世界任何文学作品都做不到的。关羽受后人尊崇，全靠《三国演义》夸张了他的重义。中国民间最重视的道德，第一是孝，第二就是义。一部小说把一名武将捧成了神，不但由于小说的魅力，也由于中国人传统的性格。
（三）在传播内容上追求多元的典型，蕴涵丰富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在这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三国的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已，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罗贯中要选取三国这一历史时段来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历史时段，如楚汉战争、隋末唐初的战乱、元末明初的战乱、明末清初的战乱等相对而言，都没有三国这样在多面具有典型性。在内容上有人们始终珍视的价值观念。《三国演义》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其丰富的精神内容，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反映着社会各阶层意识的折衷，在相当程度上集中、融会了中国古代，特别是中古以后我们民族的普遍思想意识、观念心理，这正是《三国演义》数百年来为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广泛接受认同，亦为最高统治者所容纳和利用的原因。
（四）在传播方式上，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推动文学内涵的广泛传播。古代文学的传播有两种基本方式：口头的，书面的。在古代主要是靠第一种方式，因为那时文字的使用不普及，甚至没有文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字的普及和发展，书面的方式文化传播与继承，越来越多地被使用，特别是人类进入知识爆炸时代以来。明清小说主要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的，其传播对象便自然的被局限于有文化的受众群体之中。如《三国演义》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以民间艺人的口头文学形式的传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并以其文字文采积极地走进文学的殿堂。进入信息时代，《三国演义》又较早与高科技结合，被传播者迅速搬上荧幕，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也能独领风骚。
三、《三国演义》的传播模式
纵观《三国演义》的传播过程，宏观上似可归为“高山流水式” 的传播模式。“高山流水式”的传播模式就是蕴含传播者思想内容的信息包括文学、音乐等作品从传播者流传开来，如泉水从山顶流下一般，其过程中吸纳百川汇成巨流，从而形成一种信息的洪流，致使传播的态势越来越顺畅并最终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的一种传播方式。而这一传播模式形成的基础就是其文本具有开放性。在它传播的过程中，众多的民间艺人得以参与进来，如参与《三国演义》传播的就有宋代专说“三分”的艺人霍四究；也有很知名文人作家，如西晋的陈寿、刘宋时的裴松之；更有众多文人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三国故事”的传播，如宋刘义庆、唐代的李商隐、宋苏轼等。[4]《三国演义》的博大精深也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明清时期赴泰商人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常以《三国演义》作为消遣的话题，引起泰人极大兴趣，曼谷王朝建立者拉马一世因而指示当时负责贸易与对外关系的本隆大臣把《三国演义》译成了泰文从而丰富了泰国的文化。
作品自身越成功就对受众越具有吸引力，就越能够在传播过程中吸引读者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二次创作，内容也随之越来越充实爆满，而内容越厚重传播得就越顺利。由此循环往复，作品就逐渐成了一种渗透全社会的文化现象。之所以如此，作品最初的成就固然重要，但更大程度是由小说本身以外的许多原因造成的。以《三国演义》为例，三国故事发生的东汉时期距罗贯中成书的元明之际已有一千多年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至关重要，在数百乃至上千年的悠长年代中，人们在传述三国故事的过程中，又孳生和粘附了超过小说容量的更多的文化内容，已经将各种历史时期的思想意识、政治、伦理、历史评价标准、人生价值观，统统熔铸在历史故事之中。到罗贯中成书时，围绕着《三国演义》已经粘附了以汉族为主的几乎全部中国文化。[5]这使得小说由于小说接受了一千多年各阶层人士评价和解释三国史的意识积累，使其历史观、政治伦理观以至人生价值观具有历时性全民共识的意义，因此它比任何正史更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道。
四、《三国演义》的传播启示
通过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要素和传播特征及传播模式的分析，我们似可归纳出以下几点文学传播的有益经验：
首先，凡是伟大的作品，总带给读者许多的想象，给予读者们各种各样思索的精神食粮。三国历史给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后人从三国历史中得到的启迪是多方面的，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可以举个别人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诸葛亮这个人物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人也从诸葛亮的一生事迹中学到很多东西。诸葛亮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品格为历代君主、官吏、士人和老百姓所称颂。唐太宗称他为“贤相”，治国“正直”，“至公”，要群臣学习。乾隆《五贤祠诗》说：“端称诸葛是完人”。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说：观历代“秉事君之节，具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有治人之术”者，唯诸葛亮一人。唐、宋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都给予热情讴歌。杜甫诗称：“诸葛大名垂宇宙”。唐初名画家阎立本画诸葛亮像以后历代摹拟传瞻。至南宋摹拟像上有张栻赞、朱熹书。南宋理学家王柏仰慕诸葛亮，特刻其石像供奉。朱子“每酒酣，多朗诵《出师表》”。史可法等一批民族英雄，忠于国家民族的思想品德无不受其影响。诸葛亮对国家对事业“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以及“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立身处事格言，影响了许多人。可以说，诸葛亮思想的积极面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它将永远昭示来者。
其次，积极借助新的信息形式和最有力的传播载体有利于推动文学的广泛传播。《三国演义》的顺利传播，依赖于作者采用当时人们的视角和审美观念进行再创作，选择能使受众感兴趣的内容，采用受众常接触的媒体等等。小说的以口语为传媒的改编传播，只在宋元时流行，之后虽延续不断直至今日的“评书”，但对于小说的传播只作为辅助方式存在，文字传播才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古代文学逐步传播开来的过程。从最早的口耳相传，到绘画传情、结绳记事，再到诉之于龟甲兽骨、铜竹绢帛，一直演变到纸的发明和应用，新的文学都会及时地表现在新的信息载体上。现代社会，出现了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古典文学的传播应该采取多种媒介的组合。
再次，传播的内容借助于鲜明的形象更容易深入人心。《三国演义》写人物不直接叙述其内心，单凭言语动作，人物精神自出，这是戏剧的手法。戏剧和电影只表现角色的言语及动作，但内心生活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度技巧。有些近代中国小说努力去学西洋小说，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思想，不但读来沉闷，人物的性格反而并不明确，这是不学习中国古典小说技法之故。形象一经固定就很难改变。《三国》故事的说书人，以及贯穿史事与民间传说而写成小说的罗贯中对蜀汉的偏袒有目共睹。武侠写得非常成功的金庸先生曾想过要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主角是周瑜和陆逊，次主角是孙策、孙权、顾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乔、小乔。然而当他想到这是和全国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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