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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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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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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抓住什么，极易形成“炒冷饭”的毛病。当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研究过的课题便不能再研究，只要在材料、观点、方法诸方面能够出新，老题目照样可以写出好文章。不过，在思想、艺术功底不足的情况下，论题的重复极易导致内容的重复。反之，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论题，由于研究者不了解研究史，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例如，对于《三国演义》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诗赋谣谚的作用，数十年来仅有寥寥几篇专题论文；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不少论著只是顺带涉及，而专门研究的论文却仅有一两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在观点的提炼上往往会有较大的局限性，难免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起点可能偏低，二是思路可能偏窄，三是见解易与他人雷同。例如，对于《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五十年代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人简单化地斥之为“封建正统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重新讨论，许多学者已经指出：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得多，却每每遭到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而这个集团的领袖刘备的“仁”、诸葛亮的“智”、关羽等人的“义”，也都符合广大民众的道德观。罗贯中之所以“贬曹”，是因为曹操作为“奸雄”的典型，常常屠戮百姓，摧残人才；而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业和非凡胆略，则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未随意贬低。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评判和选择。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三国》研究界的普遍认同。如果今天的某位研究者仍然用“封建正统思想”来解释《三国演义》的“尊刘贬曹”倾向，那最多不过是重复五十年代早已有之的看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观点”了。常常看到一些研究者，费了很大力气写成一篇文章，自以为颇有见解，其实却是在重复别人早已论述过的观点，原因就在于不了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果对研究史缺乏了解，又没花足够的功夫去认真掌握原始资料，对事实的陈述就往往会不准确，甚至在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上闹笑话。例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误以为《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几种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大多如此叙述。我早在1984年就撰文指出：这一说法，来源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三国志宗僚》。其实，《三国志宗僚》是根据陈寿的史书《三国志》编列的，其中一些人物，如曹操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曹丕的几个夫人和大部分儿子，著名文学家阮籍、嵇康等，在《三国演义》中并未出现；反过来，《三国演义》中的一些人物，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兄弟，“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人，在《三国志宗僚》里也找不到。由此可见，《三国志宗僚》并非小说《三国演义》的人物表，根本不能作为统计《演义》人物的依据。根据毛本《三国演义》初步统计，其中有姓氏的人物就有980多人⑧。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既未注意到这篇文章，又未认真核对材料，仍然沿袭过去的错误说法，这就不能不影响其论著的科学性。有鉴于此，我于1992年再次撰文，进一步指出：《三国志宗僚》共列511人（按：经最近再次复查，其中3人系重复计算，实应为508人），以往的学者并未仔细点数，只是约莫估计一下，便提出“400多个人物”之说，即使是对《三国志宗僚》而言，也是不准确的。通过《宗僚》与《演义》的对照，可以断定，所谓“《三国演义》总共写了400多个人物”的说法，乃是粗枝大叶的产物，完全是错误的。根据我在《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的《人物》部分所编写的辞条，《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1000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⑨。这本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因惰性作怪，竟然成了一个习惯性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希望今后的研究者能引起注意，再不要以讹传讹了。
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
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化信息社会，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成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开展《三国演义》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崭新的、亟需面对、急待开拓的重大课题。
在《三国演义》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数字化和计算机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诚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使用计算机，但只是把计算机当作写作工具和资料积累工具，用以代替笔和卡片；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上网”，但主要用于互相发送E-mail，查询和传递一些学术信息；而由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真正利用电脑和网络进行《三国演义》的分析研究还处于酝酿和起步的阶段。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课题上，大量分散的手工劳动，不仅多有重复，而且难以避免资料的不完整性和由此带来的思路的狭隘性、结论的片面性和随意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将《三国演义》数字化，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研究，以实现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规范化、研究成果的科学化，肯定可以大大加快《三国演义》研究的步伐，在若干重要问题上取得突破，从而使整个研究获得质的飞跃，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的整体质量，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深入发展。
根据现有的认识，《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首先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1．《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目前《三国演义》已经出版多种光盘，并已在多家网站上网。但这种光盘版和网络版的《三国演义》，基本上采用通行的毛本标点排印本，仅仅适合一般读者。要利用计算机对《三国演义》进行真正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就必须将《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全部数字化，这是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提。只有完成这项基础工程，才能利用计算机开展《三国演义》的各种分析研究工作。
2．利用计算机进行版本比对，包括进行“串行脱文”（homoeoteleuton）研究。这对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演化关系大有益处。
3．文本和图像的检索。
4．评语的汇集和研究。
5．建立《三国演义》语料库。
6．建立《三国演义》数据库。例如：人物数据库，职官数据库，地理数据库，战役数据库，兵器数据库，版本数据库，名胜古迹数据库，研究人员数据库，论文、专著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均为网络数据库。
《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属于交叉科学研究，要求研究开发人员对于计算机和古典小说都有深入的了解，需要《三国演义》专家与计算机专家密切配合，这是完成这一重要工程的关键。
同时，由于《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很大，需要联合国内外有志于此的单位和人士，多方集资，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资源共享。
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
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工作环境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由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不同，外国学者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往往与中国学者颇有差异，也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中外学术界同行之间，都应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开放而自信的心态，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试以《三国演义》版本研究为例。当我们还误以为明代的各种刊本均出自嘉靖本时，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1968年就率先指出：明代万万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撰文，对轻视《三国志传》的偏见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万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 八十年代，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Anne E. Mclaren ）、日本学者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也对《三国》版本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见解 。到了九十年代，英国学者魏安（Andrew West）出版专著《三国演义版本考》 ，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其论述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这些研究，对中国学者很有帮助，受到中国学者的普遍好评。反过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版本研究和整理中取得的成就，也受到外国同行的高度重视。这种彼此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进展。
此外，就研究方法而言，俄罗斯学者李福清（Riftin）博士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日本学者大塚秀高教授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三国》人物和情节的渊源的研究，等等，对我们都具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借鉴。
可惜的是，由于渠道太少，中外《三国演义》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至今还很不充分，在互相传递研究信息、互相吸收研究成果等方面还有许多空白。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使中外学者的合作转化为《三国演义》研究的累累硕果。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降临。展望《三国演义》研究的前景，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以实实在在的努力，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使这部古典名著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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