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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

时间:2009-8-8 16:58:56  来源:不详
齐之以武”。应用《孙子兵法》,把读者导引到作者所安排的情境,这是武道文用。刘勰在《书记篇》里说“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则是政道、武道、文道,三道源于一道了。成功的作者可以用同样的兵略“垂帷制胜”(《神思篇》)和“制胜文苑”(《总术篇》)。写文章“出奇制胜”也本源出兵法。了解这个源流,就知道诗圣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略源出兵略,就兵家而言,实无足大惊小怪。这只是再次证明“天下之道莫非兵也”。 
    攻守 
    懂得教民以战(孔子),用兵携手若使一人(孙子),其后才能讲攻守。《文心·论说篇》里讲“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是说攻,是讲“破敌”之论和打攻坚战(詹瑛注解)。吴兴弼评苏洵《明论》,说“虽未免挟数用术之说,然理亦如此。兵法攻坚瑕亦然”。“义贵圆通,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是说守,是讲如何“立己”之说。刘勰在此篇极明显地引用《孙子兵法·虚实篇》“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这种基本的攻守原则,就连讲《逍遥游》的庄子,也曾把它用在《齐物论》里讲解言辩攻守之道:“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此外,《文心·铭箴》解“箴”,也用攻防军事术语:“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文心·论说篇》里又说:“烦情入机,动言中物,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这是《易经·师卦》里说兵师的运用要能“行险而顺”。刘勰在“神灭论”大论战中没有积极参战去勉强立论,而在梁武帝以菜蔬代替牺牲祭祀七庙的次年,紧接奏请二郊当与七庙同用蔬果。他真的是懂得用兵攻守之道,达到他自己在《论说篇》中标赞的“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这是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而复能知行合一的明例。 
    布阵,治众 
    能破能立,有攻有守,这是用兵略以行文的动势。在此动势之外,用兵讲布阵,行文讲谋篇。《孙子兵法·九地》论用兵布阵,要求首尾呼应,如常,山之蛇。《文心雕龙·附会篇》论行文谋篇则谓“首尾相援”并讲“定与夺”。曾随十字军东征,有战事经验的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Cervantes)在《谈<堂·吉诃德>的创作》中评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本骑士小说,它全部情节被写成一个四肢齐全的整体,能够中间和开头呼应,结尾又和开头与中间呼应……”,讲的也是同一个道理。《文心雕龙·总数篇》说“执术驭篇”要避免“后援难继”,也只是上述《孙子·九地篇》的引申。《文心·附会篇》里说“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这是《孙子·势篇》“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治众如治寡纷数是也”的改装句。只是刘勰善于“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他虽然大量引用《孙子兵法》的名言警句,却能“(文)更其旌旗,(字句)车杂而乘之,(文意)卒善而养之”,千年以来不知逃过多少人的法眼! 
    奇正 
    刘勰在《征圣》之后,续以《宗经》和《正纬》。从兵法的角度来看这是讲文学资源的奇正。《孙子·势篇)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刘勰先讲《六经》,这是“以正合”,然后“采摭(图谶)英华”,“以其有助文章”,是开明的“以奇胜”,而不是固执的以异弃。刘勰开放的胸怀,胜于禁止诗人入城的柏拉图多矣。《孙子·火攻篇》说“战胜攻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所以阴阳谶纬,只要是“事丰奇伟,辞富膏腴”,虽无助于经典,只要是有助于文章,就加以采用,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刘勰在《正纬篇》说“经正纬奇”,在《定势篇》说“执正以驭奇”,正代表了他以兵法阐说《文心》的实用精神。紧接着《正纬》,刘勰在《辨骚》里指出“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更进一步阐明《孙子·势篇》所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所以《离骚》“酌奇而不失其真”,以致其文“气往铄古,惊采绝艳”,难怪正规之文,“难与并能”。 
    通变 
    《文心》第六篇是《明诗》。从字面上看,也和前面几篇一样,没有刀光剑影和兵略的痕迹。虽望文而不能附义。但上乘兵法讲万人敌,而不是讲一人敌的刀法剑术。历代学者都没有看到《明诗篇》里隐藏着兵法。直到民国初年朱自清在《诗言志辨》里大处着墨,小处着手,这才看出刘勰可能使用《孙子兵法》里“奇正之变”的消息。其实从兵略运用的角度去看《文心》,奇正与通变犹如左右手,其用殊不可分。刘勰早于《征圣》里就已说“抑引随时,变通适会”。《明诗》里说“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后面的《神思》就演其余“至变而后通其数”,又再“赞曰:情变所孕……垂帷制胜”,回到军事作战的兵家语。其间《乐府》说“气变金石”,《颂赞》说“事兼正变……与情而变”。《吊哀》说“辞变”,《诸子》说“远近之渐变”,《书记》说“变虽不常”。《通变》之前的《风骨》就先讲“洞晓通变”。刘勰在《文心》里用“变”字之多,远超过作《九变篇》的孙子,几乎可以跟佛典里讲的各种“心”一样繁盛,可说是全书的关键语。《知音篇》里的“六观”就是“三观通变,四观奇正”,很像《孙子·计篇》里的“五校”。《时序篇》指出“文变染乎世情”,这一观点比马克思和近世苏联文论诸家所提出“艺术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的理论,要早一千四百年。难怪刘勰曾自信的说:“源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势 
    《定势篇》是《文心》五十篇之中,最富创意的一篇文章。可惜从来研究文论的文士,罕通兵法,以致猜测纷纭,都搔不到痒处,越解释就越糊涂。难怪刘勰在《知音篇》一开头就大叹“知音其难哉!……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在《定势篇》里说:“情致(敌情指向)异区,文(兵)变殊术,莫不因情(敌情)立体(布阵),即体成势 (局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也。”这完全是“兵法文用”。他又说“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刘勰这一观点,早于桐城派姚鼐,分文章为阳刚、阴柔二派,一千多年。比起罗马朗吉努斯的只知《论崇高》,也更全面。但文艺的阴阳、刚柔之说,也不出《吴子》所云:“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刘勰也批评“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不如“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这也是兵法里“兵,以正合,以奇胜”的道理。刘勰把《孙子》奇正、通变这两大兵略要素融会贯通之后,发展出文学上的“势论”,在复杂度上和《孙子》的辩证论点相抗颉,很值得我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集中、精简 
    孙子演兵法,在《虚实篇》里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他在《行军篇》里又说“兵非贵益多,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刘勰写文论,把专一、并力的道理化入《神思篇》,乃曰:“贯一为拯乱之药”;用于《书记》则说:“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刘勰又在《熔裁篇》里说“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匆忙的现代读者和作家所爱好的“短篇小说”、“极短篇”、“掌上小说”也不外乎“一以当十”、“一针见血”的兵法运用。可见精要集中之理,文道和武道相通。虽然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兵略的要素不一定永远成于文艺之先。如果刘勰生在孙武之前,受到《文心雕龙》启发的孙武又不知会把《孙子兵法》写成何等模样?东洋兵法名家宫本武藏,在刀艺进境上受阻之后,曾弃刀浸淫雕刻绘画,以文艺扩展兵法技艺,而达到更上一层的境界。在最上层的艺境,文武之道,运用之妙,应当都是存乎一心,无有差别。

   果决 
    《神思篇》赞扬“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通变篇》“赞曰:趋时必果,乘机无法”。《隐秀篇》说“万虑一交,动心惊耳”。刘勰在这几篇所赞扬的趋时必果、应机立断,都是兵略的要领。吴起在《吴子·治兵篇》里也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相传是姜太公传下来的《六韬》,也和所有的兵书一样重视果决。《六韬·军势篇》里说“巧者豫,是以迅雷不及掩耳”。这一说法和《孙子·军争》的“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意义相同。西方的朗吉努斯(Longinus)也把雷霆电闪用于《论崇高》中节如发机、动心惊耳的演讲术。他说“A well-timed stroke of sub limity scatters everything before it like a thunderbolt,and in a flash reveal the full power of the speaker"。朗氏所用的“a well timed stroke"和刘勰在《定势论》里引用《孙子·势篇》而说的以“机发矢直”,“矢激如绳”而“因利骋节”之意相呼应。庄子在《齐物论》里也用“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来解释“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的言辩斗争。《孙子·势篇》所说的“节”的另一义,注重物理上“时节”的功能。任势使人,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这个“势”,属于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又称惯性定律。“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势”,是运用位能。“激水之疾,至于漂石”的“势”,是运用动能。时节越短,“节如发机”,则加速度越大,力量越强。这其实同于牛顿力学第二定律,也可以说是宇宙的通理,可用于武,也可以用于文。时下正流行的RISC(Reduced  lnstruction Set Computer)电脑设计,就是使用短节以增加总运算次数。虽然应用不完全相同,但用意则亦相类似。可见古今中外智术的运用,都不能脱离“人法天,道法自然”。 
    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字精炼,懂得节约兵力。《文心》组织严密,篇章规范有如《孙子}所讲的“法者,曲制、官道、主用”,而不像是借用印度的“因明逻辑学”。刘勰的《文心》不仅哲思、文论、逻辑、智术集前人之大成,更以兵略健硕势理,开辟文论的新方向,真是“兵法文用”的典范。 
    文、艺创作里的兵略运用的实例: 
    《刘勰、<文心>与兵略、智术》(1996年1月) 
    中国书法的突破:东晋·卫夫人《七条笔阵出入斩砍图》 
    在东西文论史上,刘勰很可能是第一位把兵略战术融会变通,执术驭篇,有系统地运用到文艺创作理论分析上,并幸有文集传世的文人。但是把兵战刃弩的动势引申到艺术创作上,也许东汉的书法家蔡邕是东西艺术史上第一人。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更以妇流之身,允文允武,破天荒地把兵阵战势径写入《七条笔阵出入斩砍图》。其中“高峰坠石”和“劲弩筋节”则极明显出自《孙子·兵势篇》。卫夫人的《笔阵图》启发了她的“弟子”王羲之,写成《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和《又笔阵图》。其中把“纸笔墨砚”当作“阵刀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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