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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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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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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记载孔子到武城，闻弦歌之声，很满意子游的礼乐治教，莞尔而笑，却和他开玩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以为老师真的认为他做的过分，急忙搬出孔子的教条来解释，结果孔子说了一句非常有人性的话：“前言戏之耳!”另一回，他听说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以为矫情，对公明贾的解释也认为不合人情，含蓄地批评说：“其然!岂其然乎?”不过幽默滑稽也有它的代价，年近四十的孔子在齐国时，政经见解受到景公的重视，将受爵封田。齐国名臣晏婴却以“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等词谤毁孔子(《史记·孔子世家》)，把潜在的政敌拉下马来，赶回鲁国去。也许经此“儒法之争”的教训之后，孔子才达到“四十而不惑”的境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谐道
中国《元曲选》里才出现了“丑角”这一脚色，姑不论它是从何类文字，是何种称谓演变而来，它的“实相”来源恐怕不能脱离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明朝以后，中国的戏剧里也称“丑角”为“醜角”，那可以说真是名至而实归了。不过美丑优劣也没一定的标准，所以《老子》有言：“下士闻道，大笑之”，这是说下也可以笑上，愚竟也可以笑智，五十步当然可以笑百步，笑的权利真是最平等了。世上固常有“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叹，但更多的时候是“愚人船上笑余(愚)人”。若自其可笑处而观之，人人皆为可笑。今人方笑前人，后人又笑今人。所以冯梦龙说“天下一大笑事也”。1908年，弗洛伊德首选五本他的代表作，请比瑞尔翻译成英文，其中之一就是《诙谐与无意识的关系》(“WIT and its Rela tion to the Unconscious”， translated by A． A． Brill， 1916)，亦可见“谐”之道大矣! 和禅宗机锋
禅宗的六祖惠能，因为不识字，反而脱离了文字相，把赋景、比物、兴志的传统启蒙方式变成了“由渐而顿”、“直指人心”的机锋。功行深的禅师，多能因材施教，中空实有，不滞两边。慧根浅的禅师，买“空”卖“空”，无道可传，无惑能解。《老子》论道日“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智者的实话。到了禅师们厚了脸皮说“青州袈裟重七斤”之类“禅话”的时候，“机锋”已然僵化和空化，变成粗诞而没有答案的“伪谜语”。这就和刘勰所描述的魏晋以来，“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湿”的谜语，差了不知多少级。“语”转成“谜语”是一种言辞上的“纤化、浅化”。纤巧而浅俗化的“语”，不仅两见于《红楼梦》回目，以灯谜暗示各人命运之谜；它更在群众里得到扎实的活力，演化出一年一度的元宵灯谜盛会，至今不衰。
人生如谜，方解方生。有如功过，虽至盖棺，不能论定。如果说科学家的挑战是解大自然的“谜”，那么文论家的意趣就是解文学的“谜”，研究文化的学者就是在“破文化之谜”。谜之道，深度远在“谐道”之上。
牡甫和谐戏诗体
杜诗的注释号称“千家注”，可惜传统文人对杜诗的了解，大多偏于他沉郁的忠君爱民诗或诗律渐细的技巧。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轻松诙谐的一面，和在“游戏诗”及“俳谐体”上的成就。其实各门各派的“圣人”大都身兼数家之长。譬如文圣孔子，讲文事，也讲武备；武圣孙子，则“辞如珠玉”；太史公记载历史名人大事之余，也不忘给“谈言微中”的优伶立传。那么“无诗不杜”的杜诗，岂能只有严肃正经，以“诗言志”的一面而已?根据钱谦益的《草堂诗笺》所列杜诗，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以“戏”为题的诗组，就有二十一组之多。若加上《登楼》、《社日》诸篇，“谐”、“戏”诗的数量还要多些。金圣叹在他的《杜诗解》里说：“先生凡题中有戏字者，悉复用滑稽语。”杜甫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一诗中，把自己最得意的“晚岁渐于诗律细”和“谁家数去酒杯宽”相对，自己能开自己的大玩笑，诗固已至化境，心胸也不止于雅士。杜甫的“戏”诗，从《社日》的“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到《戏题画山水歌》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纵横人天，上追庄生《齐物》、《逍遥》，或是相当于莎士比亚化身到《暴风雨》里的魔法师(Prospero)，呼风唤雨，驭使精灵。他的《戏为六绝句》，更开创了一种文论的新形式。钱谦益说他“以诗论文，题之曰戏，亦见其通怀商榷，不欲自以为是”。后人学作“论诗绝句”者虽众，但因鲜知此意，少有日“戏为”的“问津”者。杜甫的《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中“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固然戏语惊人，但“是非何处定，高枕笑浮生”才是真得俳谐诗戏之妙。
李白、杜甫诗篇泛浩相敌，唯于谐戏文章，无论质量，杜胜于李。韩愈推崇李杜备至，但“以文为戏”的榜样，想系出于杜甫，而非李白。
韩愈：文以载“道”?
原始的“诙谐”也随时间而演变出新的文学如宋杂剧和元传奇。诙谐文字虽然在南朝就有俳谐文如《驴九锡》、《鸡九锡》等，但真正的小说雏形应当是起于宣扬复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他的《毛颖传》的重要性可以说是“文起八代之衰”，而他的《送穷文》鬼话连篇，启发蒲松龄创造《聊斋》里的鬼狐故事。作为一个全面的文学创新大师，韩愈当然不限于“文以载道”而已。他在《荆潭唱和诗序》里指出“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所以把诙谐文章当成一种挑战和解放。因此裴度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张籍也为亦师亦友的韩愈担心，严肃地批评他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拊扑呼笑，是挠气害性，不得其正矣。”
韩愈在《答张籍书》中，为自己写《毛颖传》之类的诙谐文章辩护说：“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乎道哉?”柳宗元也为他辩护，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圣人不以戏谑为非…… (其文)若捅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生性诙谐豁达的苏轼当然是韩愈的知音，他有诗赞日：“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谈笑出传奇，鼓舞南海神。”《朱子考异》更注意到韩愈的创造性，看出他施用“故为幻语以资笑谑，又以乱其事实，使读者不觉耳”的写小说技巧。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截断众流地给予韩愈应享而未享的地位，说“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小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所以“韩退之作《毛颖传》，为以古文作小说之尝试，乃古文运动中之一重要节目”。可见韩愈的“文以载道”不止于正经严肃的“大道”，也包括轻松活泼的“小道”。而诙谐文学对中国九流之外，新一类小说的推动，是有相当大的贡献。
谐、戏剧：莫非兵也
“谐”、“滁”二语，一攻一守，一进一退，一发一藏。善谑者，谋定而后动，能攻人所不能守，而且攻其无备。好的“俏皮话”和智慧型的“机锋”一样，其势险，其节短。讽刺、棒喝之时，其势如张弩，节如发机。攻之前，静若处子，敌无戒备，动之时，捷如脱兔，敌不及拒。如果一击不中，则收兵翩然远走。巧的谜，或以正合，而形圆不可破；或以奇胜，藏于九地之下。“谐”的变化虽多，但自其智术而观之，则莫非兵法之用。以此观之，可以说“谐”是兵略之文戏，而文艺之富藏。
元明清传奇杂剧里的谐趣，后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
唐宋以来，“辞浅会俗”的滑稽戏，在武胜于文则“野”的蒙古统治下，反而投合所好，一扫中原精致文学的江山。失去了科举晋升的文人学士，把他们被压抑的创造力转投到民俗文艺。元末高明的《琵琶记》里，就有以作曲猜谜为科举考题，自己吞着眼泪，为百姓在戏园里逗笑。插科打诨的白话歌舞杂剧，同时受到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爱好。这是研究社会文艺学的一个少有机会，让我们能用类比的方式重验上古文化发展的源流。探讨俗文化里的丑角谐趣，能够让我们更能了解雅致文艺的基源，人类的本性。所以最适于研究丑角谐趣的人，反而是要像王国维一类的国学方家，才能见出五百年来人之所未见，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当然，王国维所搜集的材料，也是由焦循《剧说》等处得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就书目而言，可以说是“顿”至，但也是站在前修的肩膀上，“渐”而成之。
中国古典文论的发扬
应用文体之一：宣战书与“雄辩术”《<檄移>的渊源与变迁》， 1999年5月。
文论与艺理相通：八大山人的“六艺”。
《文心》对写意画的诠释(王元化2000年4月提出)：《从刘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艺术、人格》，2000年4月。
《文心》对文德和人格的重视：《从刘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艺术、人格》，2000年4月。
文论、字说、兵法、人格和书法的关系：《字外有字》，2000年 8月。
《文心》与《文选》研究的结合：《广文选源变举略——自昭明至桐城》，2000年8月。
《从<文心>文论看中西园林和建筑艺术》
中国古典文论“新方向”的展望与局限
1．局限
难找“但开风气不为师”如韩愈、胡适者；
通外语者日益增多，但精于古文者日益减少；
精通外语者多不精通古文，精通古文者多不精通外语；
精通外语而又精通古文者更少，精通外语和古文，而犹有创意者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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