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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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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8: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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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本领、结构、飚笔、出入、屈折”看成“将军、副将、谋略、吉凶、号令、杀戮”。简直就是旗帜鲜明地在讲兵法和作战。王羲之以兵法入书道，引以为秘，遗教子孙，千金勿传。羲之引融兵法以表述其笔势，难怪秀逸之中复有刚劲之气，为后人所不能及。元初杰出的文人书法家赵子昂在《兰亭跋》中称赞他“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其实也只看到纸上的气势，和古往今来绝大部分的文人一般，“去圣久远……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知书圣笔法骨力的部分来源竟出自兵法和妇人!
唐太宗李世民自幼出入兵阵，论书法以兵法为骨干，“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论“磔”，则云“战”笔发外；说“点”，则云忌圆平，贵“通变”。清朝的曾国藩，文人领军，出生入死，曾说“作字之道，全以笔阵为主”。可见也是用兵法以解书法，因卫、王《笔阵图》而悟作字之道。又说：“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体势》中说：“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意通之于结字，必先隐为部署，使立于不败而后下笔也。”
曾、刘二氏用兵法论书法，可能都受到《文心雕龙》的启发，而未明言。更可能是“天地间无往而非兵，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文武相通之处，英雄所见略同。古今豪杰泰能自兴，不以男女、词章、射弈、佛儒、文武智术而隔。
作诗如用兵
唐朝从日本来中国留学的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论文意》里就说“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凡诗者，虽以敌古为上，不以写古为能”，“夫诗，有生杀回薄，以象四时”，遍照金刚身在佛门，用字遣词曰“击”，曰“敌”，用“生杀”，那都是兵家术语。这是无心(?)之一例。
唐朝的杜牧精诗善文，曾注《孙子》，时有卓见。论行文则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采章句为之兵卫”，不负他兵法和文学上的胸襟造诣。
宋朝的词人姜白石论诗也用兵法，他说“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把《孙子》奇正通变化入文论，显出兵法和文学的关系似乎已普及到了“纯文人”都能接受的地步。
明朝的徐渭(文长)，富兵略，曾参与抗倭战争及多种军事活动。他写的四出传奇杂剧《四声猿》，其中两首：一文，《女状元辞凰得凤》；一武，《雌木兰)，以阐扬女子才能和讽刺当朝文武男不如女。他的剧作奇变脱俗，出类拔萃，让后之剧坛盟主汤显祖，佩服到词为之穷，恨不得“自拔其舌”，而不得不用军事术语说：“《四声猿》乃词坛飞将”。
清朝的叶燮论诗也以兵法为用，他说“诗而日作……如用兵然”。刘熙载在《艺概》里论文章之法式里也说“兵形象水，惟文亦然”，直承《孙子》而与《文心·书记》里的“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相呼应。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里，就拈出“密针线……照应埋伏”和“审虚实”，以为作文要诀。就连写狐仙怪异的蒲松龄，也懂得把兵法应用到写作选材，像刘勰一样讲避实击虚之法，终以不同流俗，别变一格的《聊斋》传世。可见兵法已几乎普遍到了可被上层民俗文艺创作者接纳应用的程度。
至于蒲松龄的《大鼠》、《螳螂与蛇》，管同《记鸽》，薛福成写《蜘蛛与蛇》，更是以兵法记述动物间的“物性相制”。它们虽然是“短篇小说”，但趣味盎然，胜读达尔文朴素纪实的《物种起源》。 短篇小说的要诀：集中攻击、节约兵力
现代人公私事繁忙胜于古人。长篇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固然已没人能写，写了也没人有时间看。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八十年前用了约六千字，写了一篇《论短篇小说》，解释一个观点：“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北大在蔡元培做校长时，也曾教授军训课。可惜文胜于武，没人注意《孙子兵法》里的微言精义。如果我们用《孙子》的角度来诠释“短篇小说”，其实最多只要用11个字“集中攻击、节约兵力以致胜”，就可以把整个观念讲清楚。
兵家高下
孙武子写兵法，只用了5913字(宋本曹注)。约米尼写《战争艺术》和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都要用上几十万字。古人批评文人领军，最忌“纸上谈兵”。其实写文章也是一种兵法智术，只是把白纸或电脑屏幕当战场，毛笔、原子笔或打字键盘作刀枪。虽说约米尼、克劳塞维茨和孙子都被称为“兵圣”，但若论兵法实用于文章时，我们还是能以“集中攻击、节约兵力以致胜”与否，判定他们“文略”和“文术”的高下。
古罗马的凯撒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是成功的军事家。但是他能诗能文又复能写悲剧，恐怕大家都不清悉。如果知道他有文有笔，大约是他的一句名言：“Veni，vidi，vici．”翻成中文就是“我来，我见，我征服”七个字。由此也可想见凯撒领军时，一定是最懂得“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精髓和“告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的道理，难怪他的罗马兵，横扫欧陆，跨海征英，无往不利，成赫赫之功。
二战时领导大英国协对德作战的丘吉尔也是深通导民之术。他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音义铿昂，激奋人心，重振士气，终于挫败了德国渡海侵英的计划。丘翁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和他的二战功业和“告之以文”的训练有关。这是另一个文武相济而救几倾之国的名例。
画家高下
“集中攻击、节约兵力”的道理也可以用在绘画上。尤其是中国的水墨画，不仅颜色简到黑白，连用笔都如用兵，避免废笔。清初大画家石涛曾说：“与其多用笔，不如少用笔。……能于最少之笔写出最多之态，写出最多之势，则画石之能事尽矣。我深得此法故。”而郑板桥还觉得他不及八大山人笔简意雄，他说：“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看来画道也和兵法相通，或者我们可以把魏源的话再加一句：“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羿得之以射名，秋以弈，越女以剑，八大以笔!”
上乘散文——“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如水之就下，胜于无形
但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对《孙子》而言，却不是最高明的作战方式；而赫赫显盛的战功，也不表示将领能力的优越。《孙子·军形篇》提出了更高的兵略指标：“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这也就是像曹操等所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能够用最少的兵力能源和流血战斗，以取得最大的战果，这才是“善战者”。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角度来衡量，以最小的熵(entropy)，生产最大的功，这才算是有效率。上乘的散文，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验作家的高下。
就这一标准而言，西方散文名家，行文用语都有像在火炉边，娓娓而谈的功夫。中国古代东晋的陶渊明，更是这方面的妙手。他的诗文，表面上看起来平易近人，好像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的痕迹，使人读来毫不抗拒。宋代的文学大豪，天才智士苏东坡对他推祟极致，认为陶诗连曹谢李杜都“莫能及也”。其实陶公不仅才高，而且诗文锤炼极细，才能大匠举重若轻。苏东坡聪明才华更是空前绝后，大家都以为他的诗词文章是随意挥洒而成，朱子甚至说他的文章“无布置”。不过另一位天才智士，明代的徐文长，却深知文艺和锤炼的因果。他反驳朱子的看法，说“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
近人周作人的散文也是这方面的大家。张中行在《负暄续话·再谈苦雨斋并序》里说他的散文“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这也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如水之就下，胜于无形的另一个范例。
《文心》对心理学和民俗文学的重视：
《谈<谐谐>——兼说戏剧、传奇里的谐趣》(1998年8月)
论谐讽的笑理学
能笑，是“生理学”和“神经学”。为什么会笑?那就是“心理学”。什么事在什么情况下会让什么人笑?这需要研究“社会历史学”。京剧大师齐如山分析戏剧里的笑，列出130项之多。可见“笑道”的学问不小。刘勰开篇明义就引用周厉王时代芮良夫的诗句：人以“自有肺肠”，有情有智，所以“心险如山，口壅若川”，如果疏导不良，就会发狂。《诗经》上记载的这个原始“心理学”的观点，可比西方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早了两千七百年。
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
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生命之道，一弛一张。圣人之道，一龙一蛇(李邕《东方朔一首》)。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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