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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经与弘道：荀子儒学的重新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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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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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荀子》，《荀子》引用多达80次。根据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荀子熟谙和推重《诗》的程度。说到荀子对经典的排列顺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诗》《书》，次《礼》《乐》，后《春秋》；另一种是先《礼》《乐》，次《诗》《书》，后《春秋》。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两次称《诗》、《书》、《礼》、《乐》，排序都是先《诗》、《书》，次《礼》、《乐》；《六德》称引的顺序是先《诗》、《书》，次《礼》、《乐》，后《易》、《春秋》；《礼记?王制》的排列顺序是先《诗》、《书》，后《礼》、《乐》；还有《商君书?农战》中的《诗》、《书》、《礼》、《乐》、《春秋》之序、《庄子?徐无鬼篇》中的《诗》、《书》、《礼》、《乐》之序和《天下篇》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等，除了《易》、《春秋》或有或无外，其顺序基本一致。由此可知，荀子的第一种排序方式是一般所采用的方式；34 第二种方式可以说是荀子根据自己的理解另立的一种排列方式。
总之，荀子推重和称引儒家经典，把经典看成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通过经典为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寻求合理性和正当性根据，这无疑就是一种“经典权威主义”。这种经典权威主义为孔子开创，中经孔门后学和孟子，到荀子被大大扩展。汉以后随着体制性经学的建立，儒家经典成了中国学术和知识统一体系的大本营，也成了保证意识形态、教学、教化和价值统一的基础。
与“经”相联系的是“传”。从孔门后学到孟子，“传述”儒家六部经典及孔子言论，已经成为学术和知识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在《孟子》一书中“传曰”只出现一次，但在《荀子》一书中以“传曰”引用“言论”的方式，凡二十处，引用之多，只次于《诗》。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荀子》一书的这一现象。照杨倞的解释（见《修身篇》），《荀子》一书中的“凡言‘传曰’”，“皆旧所传闻之言也”。此解勉强。葛志毅的说法有可取之处，他把《荀子》一书中的“传曰”分为三类，第一类本为经书；第二类是解经之作；第三类大都难明出处，很可能也是解经之作或儒家类著作。35根据荀子引用《诗》、《书》（有例外）、《易》时，使用的主要是经书本身之名，因此《荀子》一书的“传曰”，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代表孔子及其后学的儒家传述类著作。荀子引用“传”也是为他的立论提供根据，而且在一些场合，是与《诗》、《书》并列引用。这说明在荀子那里，“传”也具有了权威性的意义。实际上，作为孔荀之间的著作── 从《大学》、《中庸》、《礼记》，到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儒家简，可以说都是传述和发挥儒家经典的著述──“传”，这可以称之为“经典传述主义”。荀子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不仅据“经传”引“经传”，而且传述“经传”。这种经典传述主义在汉代以后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发展的一种基本途径，后儒不断通过诠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创见性的思想，也是安放在经文之下自认是“阐述”经的微言大义，学术和知识就在这种经典注释中获得进展和积累。
荀子对儒家经传的传述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解释传述“经典”之义旨（“传义”）；第二是教授儒家经典，即“授徒传经”；第三是传“传”，即对传述之传述。关于第一点，我们后面讨论荀子复兴儒家道统理想时再讨论。在此，我们只讨论后两点。这两个问题都颇为复杂，我们压缩进行。
在先秦，荀子是继孔子之后最为“重学”、“重师”的大儒。《史记》载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刘向说同。《颜氏家训?劝学篇》的记载也是“五十始来游学”。但是，应邵《风俗通义?穷通篇》的记载是：“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史记》所载的“年五十”为“十五”之误。这就引起了究竟是“五十”还是“十五”游学于齐的争论。36时间早晚不同，所引起的问题主要是荀子到齐国之时，是为门弟还是为门师；还有就是影响到荀子之后学术活动时间的长短。但与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中心并无大碍，此不多究。根据早期文献记载和后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肯定的事实是，荀子生于赵并在赵也有活动，曾游学于齐，在此闻名于世（“最为老师”和“三为祭酒”）；曾任楚兰陵令，曾入过秦地，李斯曾师从过他。在以武力和强权为后盾的争霸时代，荀子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他提供的建议也不可能被接受。最终他只能选择著书立说的道路，就像《史记》所说的那样。有关他的弟子及他的学术影响，胡元仪指出：“韩非、李斯，陈嚣、毛亨、浮丘伯、张苍而已。当时其盛也。至汉时，兰陵人多善为学，皆卿之门人也。汉人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法郇卿也。’教泽所及，盖亦远矣。”37
荀子传授儒家经典的具体情形，由于史书的记载非常有限，已难究完整的情实。汉至清，论之较详者当为汪中。汪中根据已有的记载，作了比较具体的讨论，认为《毛诗》、《鲁诗》、《左氏春秋》、《榖梁春秋》皆荀子所传，荀子亦传《礼》和《易》，《韩诗外传》为荀子别子。汪中强调，
荀子之学出于孔子，尤有功于诸经，“盖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也。”38汪中的荀子传经论，受到了胡元仪的支持。39梁启超特别强调大小戴两《礼记》多有与《荀子》相同处，他举出的篇名有：
小戴《三年问篇》和大戴《礼三本篇》───《荀子?礼论篇》
小戴《乐记篇》和《乡饮酒义篇》──《荀子?乐论篇》
小戴《聘义篇》──《荀子?法行篇》
大戴《劝学篇》──《荀子?劝学篇》
大戴《曾子立事篇》──《荀子?大略篇》
对于这种相同现象，梁启超解释说：“凡此皆当认为《礼记》采《荀子》，不能谓《荀子》袭《礼记》。盖《礼记》本汉儒所裒集之丛编杂采诸各家著述耳。”40杨筠如列出的《荀子》与大小戴《礼记》有相同内容的篇目，除梁启超列出的外，还有大戴《劝学篇》与《荀子?宥坐》、大戴《曾子立事篇》与《荀子?修身》、大戴《哀公问五义》与《荀子·哀公》等。但杨筠如的中心观点，却是要论证《荀子》一书是刘向的杂凑。有关《韩诗外传》与《荀子》的相同问题，也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对照两书，相同之文达几十处之多。杨筠如具体统计出了所在的篇目及次数：
《劝学》──《外传》四、八（共二次）；《修身》──《外传》一、二、四、五（共四次）；
《不苟》──《外传》一、二、三、四、六（共五次）；《非相》──《外传》三、五（共二次）；
《非十二子》──《传外》四、六（共二次）；《儒效》──《外传》三、五、五、七（共四次）；
《王制》──《外传》三、三、三、五（共四次）；《富国》──《外传》六（共一次）；
《君道》──《外传》四、五、五、六（共四次）；《臣道》──《外传》四、五、六（共三次）；
《议兵》──《外传》三、四（共二次）；《强国》──《外传》六（共一次）；
《天论》──《外传》一、二、五（共三次）；《大略》──《外传》四（共一次）；
《宥坐》──《外传》三、三、八、十（共四次）；《子道》──《外传》三、九（共二次）；
《法行》──《外传》二、四（共二次）；《哀公》──《外传》二、四、四（共三次）；
《尧问》──《外传》三、六、七、七（共四次）。
（注：《外传》后面的数字是所在卷数）
同样杨筠如反对《礼记》、《诗传》、《史记》的《礼书》和《乐书》等都取自《荀子》的旧说，以此继续坚持《荀子》一书是刘向杂凑而成，《礼记》、《诗传》与《荀子》的相同处，是前者混入到了后者之中。41在冯友兰看来，大小戴《礼记》是根据战国末及汉初儒者的著作编选而成，由此出发他认为，《礼记》中《三年问》与《荀子?礼论篇》一段完全相同的文字，可能是前者抄自《荀子》；认为《大学》的思想是属于荀学，“如果把《大学》和《荀子》比较，就看出其间不仅有些意思基本上相同，而且有些字句也是相同的。我认为照这个方向解释《大学》，可能得到它的本来意义。”42冯还指出，《大戴礼记》中的《劝学篇》与《荀子》中的《劝学篇》相同，《礼记》中的《学记》也采用了荀子的观点。照冯的说法，是《荀子》影响了《礼记》而不是相反。周予同认为汪中《荀卿子通论》所论荀子传经“近于事实”，并据之列出一表，今亦录之如下：
《诗》：《鲁诗》：荀子──浮丘伯（包邱子）──申公（《鲁诗》开创者）
《韩诗》：引荀子以说《诗》者凡四十四
《毛诗》：子夏──曾申──李克──孟仲子──根牟子──孙卿──大毛公
《春秋》：《榖梁》：荀子──浮丘伯──申公──瑕丘江公
《左传》：左丘明──曾申──吴起──吴期──铎椒──虞卿──荀卿──张苍──贾谊
《礼》：《荀子》中的《礼论》、《乐论》，见今本《礼记》的《乐记》、《三年问》、《乡饮酒》三篇中
《荀子》中的《修身》、《大略》，见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
《易》：刘向又称“荀卿善为《易》，其义亦见《非相》、《大略》二篇”
根据以上主要不同观点，我们倾向于接受汪中等人的说法，认为荀子不仅传授了儒家“经典”，而且也传授了儒家“传述”。但在传经上，荀子传《易》之说，令人怀疑，理由前已述。另外，先秦“六经”中有《礼》、《乐》两经，《荀子》一书重《礼》、《乐》，往往以二者并论。如果把“三礼”中的《周礼》和《仪礼》视为古《礼经》，把《礼记》视为“礼传”；如果承认《乐经》存在，而《乐记》只是“乐传”，那么荀子作为“经”而重视的《礼》和《乐》，就应该是《礼经》和《乐经》，而不是《礼记》和《乐记》。由此来说，他也完全有可能传授了《礼经》和《乐经》，而不只是传授《礼记》和《乐记》。《书经》也为荀子所重，他往往以《诗》、《书》并称，《荀子》一书引《书》中之语，前后凡十余次，由此可以推测 ，他也可能传授了《书经》。关于荀子传“传”，因郭店楚简的出土可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明。荀子所传之“传”，主要集中在《礼记》和《韩诗外传》上。反对荀子传授儒家任何经传的独断观点，认为《荀子》非先秦子书，完全是刘向杂凑而成；认为《礼记》和《诗传》与《荀子》相同、接近的文句和内容，都是前者混入到了后者之中。这种解释实在离谱，故弃而不取。认为荀子传授了儒家传述的观点，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把《礼记》一书的主要内容置于《荀子》一书之后，结果自然是后者传承了前者（如冯友兰持此说）；另一种情况是，把《礼记》的主要篇目放在《荀子》一书之前，结果当然是前者被后者所传承（如汪中、周予同持此说）。根据郭店楚简所处的时限及其儒家简的内容，可以说《礼记》的年代应在《荀子》之前，这也证明了《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之可靠性，43 并可以说《荀子》与《礼记》之相同和相近的地方，是前者传承和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而不是相反。《韩诗外传》与荀学的关系，不能说前者完全是传承后者，但主要是传承后者，此不多述。
二 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
围绕荀子发生争论的更突出问题，是承认不承认他是醇正的儒家，承认不承认他是儒家道统的传人。把荀子排除在儒家道统系谱之外，甚至于不承认荀子是儒家，使之与法家或杂家为伍，在很大程度上是严重误解或曲解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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