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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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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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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道”之不存，“论”将焉附？自然要“失语”了。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以诗论为主体，以古典诗词为主要认知和感应对象（其余“文论”所论之“文”，有一大部分是“文章”而并非是“文学”），而诗词的昌盛又是与中国古代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甚至政治规范（譬如把“诗”上升到“经”的高度，或以诗歌取士等等）直接相关的。古典诗词的艺术，借“兴”、“象”、“意”、“味”、“神”、“韵”、“趣”等“传统文论的理论范畴”去欣赏、解读，的确“有助于传达会心之妙” 。但今天，不仅古文论所依附的古典文学样式被彻底扬弃了，而且中国传统文学营造意象追求意境的创作方法和观念也被“革新”了。诗歌，衰败了；依然顽强生存的新诗，又以下决心让人读不懂而著称。作为当代文学主体的小说，又在年年推出新的“主义”；这些“主义”相互竞争，但有二点却是共同的：其一，它们自身都要派生出一批新的理论话语；其二，反传统，如果你用“文以载道”、“虚实相生”等等“话语”去解读，就根本无法理喻。“中国古代最反对文艺创作‘意尽言内’”、“最看不起赤裸裸地写尽说尽的作品” 。这很对。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专门与此对着干，追求所谓“零度介入”，所谓“粗鄙化”，专写些“一地鸡毛”的作品，刻意展览琐碎展示平庸，而且还大受读者欢迎。试问，面对这样的创作，如何讲虚实相生或“兴”“象”“神”“韵”？传统文论能不缄口失语吗？
这一问题的反面便揭示出了西方文论大畅其行的原因。尽管在对待西方哲学及西方文论的态度上，有盲目崇拜、数典忘祖的现象，但具体到文学领域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西方文论畅行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适用、自由。有论者提出，不妨让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杂语共生”：“人们会既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也讲形、神、情、理；既讲存在之蔽亮，也讲虚实相生；既讲内容与形式统一或者结构、原型、张力，也讲言象意道，以少总多，讲神韵、风骨、情采。” 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愿望在目前也只能是一厢情愿。原因很简单，面对当代令人眼花僚乱的文学对象，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恰如同十八般武器一样，使当代批评家可以有多种切入作品的路径、多样批评创作的方法。这使中国文论家在八十年代所领先获得的理论自由度，为其它学科学者所望尘莫及。相比之下，古文论好比是已被历史风干的硬牛肉干，虽然慢慢咀爵其味无穷，也很有营养，但当代学者已经少有这样的耐心了。而那些所谓后现代西方文论，由于其理论形态本身不再要求概念逻辑的严密性，恰恰像快餐食品一样使文论家能获得极大的言说自由，享受随意阐释的快感。因此，即使从技术角度，古文论“失语”的命运也在所难免；在“杂语喧哗”声中，有着西方各种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的声音，而惟独少有中国古文论的声音。
三、当代文化建设基点；科学区分与对待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文论的“失语”只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几乎全面“失语”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但既定条件下的客观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合理性，笔者决不是笼统否定传统文化及古文论在当代“复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文论界是完全可以能动地作出自己的努力的。只是对这种“复语”努力的方向及具体任务在理论上应当搞清楚。某些出自民粹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复语”努力，对当代中国文化和文论建设只能是无益而有害的。因此，有必要将问题还原，从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上，寻求大家可以共同认同的讨论基础和努力方向。
其实，很多先生已经指出，今天所提出的古文论“复语”问题，本质上是当代文论建设要以谁为“基础”、“本体”、“中心”或“母体”的问题。如张海明先生所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以何为体”，是以西方文论的“洋为中用”为主呢？还是以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为主呢 ？而这实际上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根”、“本”的老问题、大问题。大家知道，十九世纪末以来，国人围绕“中”、“西”文化之间的“体”、“用”之争几乎从未停止过，这使得同一种外来文化现象，换一种说法便会获得完全不同的价值评价：或者是“思想开放”、“拿来主义”；或者是“崇洋媚外”、“虚无主义”。因此，如有的先生所指出的：“现在来讨论‘西体中用’还是‘中体西用’，也很难统一认识。” 但我想，如果继续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将难以深入，这已为一年多的讨论所证实。因此，有必要对此多说几句。
笔者认为，提出“中、西”文化之“体、用”这种概念本身，便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而化之的思维方式，缺少科学分析。如果说放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论争难以避免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则应当彻底扬弃这种抽象的“中、西”“体、用”之争了。我们应立足于当代中国，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建设为标准，对西方文化进行分析，区别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性质，具体处理“体、用”关系。
一般说来，在广义的科学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我们不必讳言“西体”为主，甚至不必回避“全盘西化”。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第一”要素。而现代科学文化又集中体现在西方文明之中，中华民族要步入现代文明，便必须虚心向之学习。汤因比指出，世界上曾有二十多种文明，但最终大都衰败消亡了。这些文明，今天发掘出来，那一个没有灿烂的历史和辉煌的人文文化？但这些人文文化并不能挽救其文明反而成为文明的殉葬品。而以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所谓“西方文明”，实际上是集古代东西方文明之大成。它之成为今日世界各民族共同的文明财富，是人类诸文明长期“生存竞争”过程的历史优化选择，因为它含有人类能动认识自身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科学内涵和要素。马克思主义就是源自这一文明的优秀科学成果。认同这样的文明，包括选择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并不是羞耻之事。尽管也有“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霸权主义”，但那与西方文明或文化所包含的像理性、科学、人本、民主等等“话语”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今天不惜以中华文明的衰亡为代价来恪守传统文化“话语”系统，或者因西方霸权主义而因噎废食拒绝西方科学“话语”系统，那我们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今天，站在世纪之末，我们应当感到自豪的是，仅仅因为我们抓住了二十世纪这最后二十年的机遇，通过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开放和“速成”“补课”式地学习，我们民族已重新崛起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横贯五千年，以一个民族为载体延续并生存下来的强势文明！
但是，对科学文化的认同毕竟不能取代人类对人文文化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精神文化及艺术文化现象，有时是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相对独立地承继发展的。如果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以消灭所有人文文化差异性或多样性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代价太大了。试想，假如享受现代科学文明成果的人类，在地球村中所面对的精神文化产品却如“麦当劳”和“肯得基”一样，都是如此单调和按同一标准配制的话，那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情景啊！所谓的现代文明将完全走向人类文明的反面！因此，如何防止这种“文明”悲剧的发生，如何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地保持世界多样化的人文文化构成、保存发展各民族多样性的文明特色，这是世界性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的中华民族，尽量保持本民族人文文化特色，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在中国当代人文文化建设中，应倡导在可能的条件下，根据具体文化情况，实现以“中学为体”，或“中西合壁”，或“中西共存”。总之，“失语”的范围和程度越小越低越好。
然而，这种倡导决不应是民粹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含有丰富的人文文化资源及部分科学文化因素，但同时也含有大量反科学、反人道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历史和人道的角度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样，我们再回顾并认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伴随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失语”现象时，便不会停留在抽象的、表面的“西化”、“中化”的两极结论中，而会发现其中既有历史必然性与人道合理性的因素，也有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人文代价因素，还有文化主体选择失误或能动性不足的因素。让我们对这三类因素或情况 作些具体例释。
（A）：在传统文化领域中，那些已经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话语”系统（譬如像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等等）在近代全面“失语”，自然应给予完全正面的评价。因为它们的“失语”既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表征和成果，也是当代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这属于历史尺度与人道尺度双重否定而“失语”的情况，其对象即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糟粕因素。
（B）：在传统文化领域中，另有一些极有人文价值的“话语”（譬如适应和谐淳朴田园生活方式而产生的民俗民风及哲学美学伦理观念等等）因不适应时代要求而大面积“失语”，则是中华文明为获得新生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这属于人道尺度肯定却为历史尺度否定而“失语”的情况。
（C）：在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具有科学价值、适应社会进步需求，或者不影响社会进步、却包含丰富人文价值的文化“话语”，只是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没得到重视发掘或保护利用，而趋向消亡或“失语”的。这是属于历史与人道尺度皆肯定而应当极力挽救发扬的那部分文化。譬如民间医术、古代建筑、工艺绝活、传统美德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等，也即我们通常说的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像对北京古城风貌、古城墙的保护便是一例。把文明精华说成封建糟粕，使历经战乱没受损失的北京古城，却在和平年代被破坏；在无可挽回的情况下，近年来又有“夺回”之说，又有“重修旧城墙”之举。早知如今，当初何不听梁思成先生劝戒！这种本不该付出“代价”，只能是历史的惨痛教训！
显然，根据如上的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要全面“复兴”是不可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全面继承保护发展（C）类、尽量发掘整理（B）类上来。如何具体实施，非本文题旨，在此不作讨论。
四、古文论“复语”指导方针：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
作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古文论在当代的“失语”同样也可以分为三类情况。相应地，古文论“复语”的前提就是对这三类情况进行分析，区别对待：剔除糟粕、承认代价、吸取精华。显然，这与既往对待古文论“一分为二”的方针是不相同的。
（A）类情况，即通常所谓古文论中的糟粕因素。对这类因素，我认为也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譬如《毛诗序》“后妃之德”那种公开服从服务于政治需求的解读方法，属于“糟粕”，当无疑义，延续到“文革”及其以前年代，便是基于这种方法对“利用小说（戏曲）反党”的大批判运动。我这里要提出的是，对于通常被认为是古文论精华的那些内容的性质定位，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在古文论中“贯穿始终”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或理想的评价 。我认为，从历史主义观点出发，“仁政”和“民本”思想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其“先进性”，但放到今天，它们同样是糟粕，不存在继承问题。因为，无论是“仁政”还是“民本”，都是建立在“君权神授”的君主政治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天赋人权”民主政治基础之上的。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之间有着本质差别，决不可同日而语。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儒家“仁政”的政治乌托邦设计，落到现实中总会变成“暴政”；推行“民本”政治的历代新朝，很快都会“忘本”并因民不聊生而被颠覆。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必须让它们彻底“失语”，再不能作为传统精华而津津乐道。难道我们希望中国社会二千年来在“治”“乱”“兴”“衰”王朝更替中停滞不前的悲剧重演吗？退一步，即使从纯粹文论建设角度讲，古文论中这种政治思想“贯穿始终”地与审美规律混交一起情况，也造成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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