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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句子，在封建时代是十分难得的。王安石这种反封建道德反民族偏见的名作，在许多封建腐儒看来，自然是忽夷夏之大防，薄君臣之大义，因而受到了后人不尽的疵议。我们现在看来，这正是王安石作为我国封建时代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胆识的表现。
那究竟为什么王昭君这个平民家庭出身的普通宫女，却赢得后人如此敬仰和怀念呢？是不是因为昭君出塞和亲，贵为匈奴阏氏，才得以名留后世呢？差异。我们知道，自从汉初采用和亲政策，汉高祖刘邦把宗室女嫁给匈奴以后，汉朝以“公主”出塞和亲嫁给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事，历代多有，屡见不鲜。但是这些和亲的妇女却大多数默默无闻，连她们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王昭君的故事为什么这样倍受青睐呢？
董必武一九六三年写了“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搪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歌咏王昭君的诗。并已刻成巍峨的诗碑，耸立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前。我们可以借助董老这首诗，加深对这一传统题材的理解。可以说，它一扫千百年来在昭君出塞故事上的种种迷雾，肯定了昭君“自有千秋”：一方面正确地评价了昭君的历史功绩，赞美了昭君以高超的识见，为汉匈两族的和好，为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做出贡献；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了千百年来文人词客出于阶级偏见、民族偏见和个人牢骚而“舞文弄墨”写下的大量作品，说他们“徒劳”。这是董老为我们所作对昭君和昭君故事在历史上和文学形象上最公正、最客观的评述。
昭君之所以“自有千秋”，是她本身的所作所为，是她为“胡汉和亲”所作的贡献，是她不同平凡的识见决定的；当然与她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子，因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同情，而她的事迹又发生在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敏感的地区，不无关系。
昭君出塞的当时，汉匈已是友好相处。在汉廷说，既非匈奴大兵压境，在昭君说，也非被迫和蕃，不存在需要兴师动众，安边御侮的问题。昭君自请求行，欣然上道，在匈奴安享尊荣，也不存在如何委屈。再则，和亲的结果，巩固了汉匈边境和平，加强了汉匈民族友好，对两族人民生产生活都是有利的，对和亲抱反对态度是不应该的。当然，历史上的和亲有种种具体情况，很难一概而论。另外，诗人由于所处时代环境不同，他们之写昭君，议和亲，实际上包含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政治态度。从昭君当时具体情况看，和亲政策是正确的，而昭君具有如此高超的“胡汉和亲”的“识见”是值得赞许的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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