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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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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30 12:2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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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期的《诗经》研究成果。其中不少诠释、疏解，都是据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释文，综录诸家之说，编缀而成。实际上，孔氏对南北经学有相当的造诣，他以北学出身，在《毛诗正义》中却并没有囿于经学的门户派别之见，反而多用南学，杂采南北，兼综诸家，不论今文、古文、郑学、王学，或者南学、北学，都一视同仁，同等对待，说明他在选择魏晋南北朝旧说时是兼收并蓄的。这无疑是当时统一经学的历史潮流的反映。
正因如此，《毛诗正义》的出现，客观上对魏晋以来《诗经》学进行了一次总结，汇集了各家各派的主要成果，如王肃、王基、孙毓、沈重、崔灵恩、何胤、舒瑗、刘焯、刘炫等人的著述，都能择其善者而从之，使得后人对这一时期很多已佚著述能略窥其一斑。孔颖达在坚持上述两项原则的基础上，有效地梳理、整合了汉末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魏晋以来义疏之学的扬弃。《新唐书·孔颖达传》载，孔颖达等撰《五经义赞》，后诏改为《五经正义》。实际上，《五经正义》之名，乃渊源有自。“正义”，即正前人之义疏。奉诏更裁，定名日正。它是在义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学术研究样式或者注释体例。义疏或讲疏，源于讲经。“义”，即发挥书中之大义；“疏”者，通也，即疏通证明之谓。“讲疏”、“述义”等等，从字面含义即可知与讲解经书有关。
魏晋以降，经学著作出现了以“义”冠名的现象，而大量流行以“义”、“义疏”、“讲疏”冠书名则是在南北朝时期。这时期诸儒所倡导的义疏之学，如崔灵恩的《三经义宗》、熊安生的《周礼义疏》和《礼记义疏》等均属此类。此类现象反映了该时期儒生说经，都是在杂糅古今各家基础上来申明己意。南北朝义疏的这一解经方式，直接开启了唐代疏注之学。正如皮锡瑞所言：“夫汉学重在明经，唐学重在疏注；当汉学已往，唐学未来，绝续之交，诸儒倡为义疏之学，有功于后世甚大。……唐人五经之疏未必无本于诸家者。论先河后海之义，亦岂可忘筚路蓝缕之功乎?”《五经正义》序云，诸经义疏皆本之于前人义疏而成。《隋书·经籍志》著录南北朝的《毛诗》义疏有多家，如崔灵恩《集注毛诗》二十四卷、舒瑗《毛诗义疏》二十卷、沈重《毛诗义疏》二十八卷、鲁世达《毛诗章句义疏》四十卷等[3](P3364)。孔颖达《毛诗正义》对上述著作多有参考，而刘焯刘炫的《毛诗述义》更是直接被用作底本。
虽然《毛诗正义》乃本于前人义疏而成，但不能认为唐人新疏仅是旧疏的简单翻版。实际上，孔颖达等人对旧疏在取舍、厘正方面是下了相当大的功夫的。对于魏晋南北朝诸家《诗经》义疏，孔氏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学术标准，采取的是一种积极扬弃而非全盘接受的态度。如他对南北朝义疏之学的不足就直接提出了批评：“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勘会异同，时有颠踬。”可见，孔颖达对前人义疏所存在的问题是有所认识和鉴别的。
另外，孔氏等人的正义，源于义疏，但又不完全同于义疏。它与义疏的不同在于，义疏可以对旧注提出质疑，注解者可以发挥本人对经书的理解，但是唐人的所谓正义却在旧注中间进行甄别，并且要依着所采纳的旧注进行解释，不能有所违背，这样对经的注解与义疏的统一使科举考试时才不至于有歧义出现。可以说，《毛诗正义》的注疏原则基本上遵行了“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传统做法。与此同时，针对南北朝诗学研究为单纯寻求经典背后的“义理”而使其学说容易流于偏执的弊端，孔颖达在进行义疏时，经常将这些“义理”置于严格的考据学基础之上。在具体的实践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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