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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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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30 12:2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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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选择基本注疏外，他还十分注意博览群言，广采众说，以避免出现臆断。故有人评价《五经正义》是“名综一家，实采众说，固不无附会之弊，亦足破门户之习”。
(二)以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成果补充和申明毛传、郑笺。洪业《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序》云：“诗有齐鲁韩毛四家，毛最为诸儒所歧视，而其传独久。毛公以后，深于其学者，东汉之世以谢曼卿、卫宏、郑众、贾逵、马融、郑玄为巨擘，而玄之《毛诗笺》，尤为承学之士所称道。三国以降，毛益盛，音、谱、评、解、集注、义疏、义异、义问之作，几于汗牛马充栋宇，而大要未出郑王二氏之樊篱。郑即郑玄，王者王肃——肃三国时人，说经务与郑氏立异者也。”魏晋南北朝时的《诗经》学研究者，或株守毛传，或偏爱郑笺，而郑王之争无疑是这一时期《诗经》诠释过程中的一条主线。在两派的争论中，无论是袒郑还是护王，客观上却体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孔颖达对其中符合自己学术观点的成果多有借鉴吸纳，并随时以之补充、疏通和申明《传》或《笺》的解说。如《诗经·周南·汝坟》中有“鲂鱼赖尾，王室如煅”一句，郑玄笺日：“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孔疏日：“言君子仕于乱世，不斥大夫士。王肃云：‘当纣之时，大夫行役。’王基云：‘汝坟之大夫久而不归。’乐详、马昭、孔晁、孙毓等皆云大夫，则笺云仕于乱世，是为大夫矣。”对于郑玄的解释，孔颖达更引王肃、王基、乐详等人的补充，认为郑笺《汝坟》中的所谓君子，实指当时的士大夫。
(三)以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成果正毛传、郑笺之误释。魏晋南北朝解《诗》虽然往往以《传》或《笺》的是与非为研究重点，但这一时期的《诗》学研究并不拘守，与汉儒说经谨守家法大不相同。特别是遇到自己的理解和毛传、郑笺不同的地方，并不完全迷信、墨守毛传或郑笺，而是时常在汉儒旧说的基础上申明己意，确切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毛诗正义》虽为经学一统时代之产物，毕竟受到魏晋以来的《诗经》解读倾向的影响，在对序、传、笺的疏解中都表现出对义理的重视，从而具有一定的寻求《诗经》本来面目的意识。因此，在对待与毛、郑解说有出入的魏晋南北朝《诗》学研究成果时，孔颖达常常持有与“疏不破注”原则相背离的态度，很注意对其中合理成分的吸收采纳，“存其是而去其非”，以此来纠正《毛传》、《郑笺》的偏颇之处，进而扩展和深化了《诗经》的研究。如《诗·周颂·闵予小子》云：“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嫒嫒在疚。”《毛传》解日：“闵，病。造，为。疚，病也。”郑玄笺云：“闵，悼伤之言也；造，犹成也。可悼伤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毛、郑二人对这句诗意的解释略有差异，孔颖达对此自然有所察觉，故专门引用了孙毓的观点：“传以闵为病，以造训为，虽义不异，于辞不便。笺说为长。”孔氏明引孙说，其用意在以此纠正毛传的偏颇处。
相对于以《诗》为史的汉儒，魏晋学者开始注意到《诗》之为诗的特点。如针对《小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一句，《毛传》只是简单地解为“甫田，谓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而郑玄以周之井田制而不厌其烦地计算税收来作解释：“岁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则一成之数也。九夫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亩……”与郑玄不同，王肃则简单地说是“太平之时，天下皆丰，故不系之于夫井，不限之于斗斛，要言多取田亩之收而已”。孙毓支持王肃之说，并直接指明郑玄不懂诗之体性：“诗赋之作，皆总举众义，从多大之辞，非如记事立制，必详度量之数。……言岁取十千，亦犹颂云‘万亿及秭’，举大数，且以协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广之，以见天下皆丰。”孙氏根据诗歌的表达特点而指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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