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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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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30 12:2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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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笺牵强附会、不通文理的错误。孔颖达对此深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对《毛传》的进一步申说：“此皆申述毛说也。”检读王肃、孙毓、韦昭、陈统等魏晋人的《诗》说，可以看出一种大胆怀疑和试图纠正汉儒的曲说，进而使《诗》意重归文本的努力。
(四)考订纠正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中的误解误释。对于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中的失误之处，孔颖达等人总是能广征博引，详加考证，以定其是非。如《商颂·长发》一诗，《毛序》云：“《长发》，大槠也。”郑笺云：“大稀，郊祭天也。”孔颖达疏日：“马昭云：‘《长发》，大稀者，宋为殷后，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异于先王。故其诗咏契之德。宋无圆丘之理，唯以郊为大祭，且欲别之以夏稀，故云大稀。’此说非也。何则?名日商颂，是商世之颂，非宋人之诗，安得云‘宋郊，契配’也?《谱》称‘三王有受命中兴之功，时有作诗颂之’者，则是殷时作之，理在不惑。而云宋人郊天，虚妄何甚!而马昭虽出郑门，其言非郑意也。若然，《商》非颂诗，而《乐记》云：‘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诗者，以宋承商后，得歌《商颂》，非宋人作之也。”郑玄传人马昭认为《商颂》为宋人之诗，孔氏不以为然，并以郑玄的《诗谱》及《礼》注驳之，严厉地指出，马昭所云“虚妄何甚”，认为此说既非毛旨，更违郑意，故断然否之，态度十分明确。 类似的误解误释问题，孔颖达往往能正本清源，多有匡正。“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这里虽是谈的《尚书正义》，却也完全适应于《毛诗正义》。
(五)广引博取，多列异说，而非株守一家之言。对于有争论而又因证据不足而难明是非者，孔颖达并不随意妄下结论，而是多并存之以广视听，显示了孔氏解诗的谨慎严密和开阔胸襟。如《诗经·小雅·鼓钟》首句云：“鼓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毛传解之日：“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会诸侯于淮上，鼓其淫乐，以示诸侯。贤者为之忧伤。”孔疏又解毛传日：“王者象功成以作乐，其意与道德和比。今幽王用乐，不与德比者，正谓鼓其淫乐是也。毛直言淫乐，不知以何为淫乐。王基日：‘所谓淫乐者，谓郑卫桑间濮上之音，师延所作新声之属。’王肃云：‘凡作乐而非所，则谓之淫。淫，过也。幽王既用乐不与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谓过也。桑间濮上，亡国之音，非徒过而已。’未知二者谁当毛旨也。”这段释文的论争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毛传》所说的“淫乐”。王基认为“淫乐”即指“郑卫桑间濮上之音”，也就是后人常说的“新声”；而王肃则认为，毛传所说之“淫乐”，乃是指幽王不按常规用乐，“淫”乃过分之意。对二王的不同理解和分歧，孔颖达未置可否，认为都有道理，故并取而存之，以此补充毛氏的解说。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最终完成了《诗经》研究的集大成，《正义》本身也成为当时《诗经》诠释和传播的正统文本。
(一)整合统一了《诗经》文本及其诠释，并使之正式成为封建科举考试的教材之一。孔颖达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一次最重要的对经学文本的统一。它的编纂，从文字校正、疏义、训诂等方面，对五经进行了规范和统一，从而解决了“文字多讹缪”和“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对于五经之一的《毛诗正义》，孔颖达等人更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在编撰过程中坚持采取破除门户、兼收并蓄的治学态度，最终使唐初《诗经》学的统一达到了空前的局面。汉魏以来纷杂的师说被一扫而空，《诗经》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派门户之争，如今古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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