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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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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30 12:24: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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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争、郑王学之争以及南北学之争，也成为历史，最终建立起了关于《诗经》相关问题的规范，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一种“大一统时代”。事实证明，这一举动对当时及以后的《诗经》学研究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五经正义》颁行以后，唐王朝就下令刊行全国，作为国子学、太学、郡县学的统一教材，明经科的考试也以此书为依据，从唐到五代乃至宋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标准的政治伦理教育的教科书。宋以后《五经正义》又被编人《十三经注疏》中。皮锡瑞称：“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
(二)继承和发展了释诗重义理的特点，对后人的《诗经》学诠释产生了直接影响。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皆本于南北朝以来的义疏而成。前人的义疏之学兼具训诂诠释、阐明义理和经世致用的成分。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义疏之学可以说是连接汉人注经与唐人疏注之间的桥梁。《毛诗正义》在魏晋义疏之学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对之进行了改进和提升，这一重大举动，对《诗经》学乃至整个儒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不难发现，《毛诗正义》的疏解比之以前的注文更为丰富、详赡，不仅对前人注文补充了大量资料、说明，对注文简略模糊之处断以自己的理解，而且会对注文有所怀疑，或提出与注文不同的见解，甚至也会明言注文是错误的。
这是一种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原委，介于义理与训诂之间的对经文加以诠释的治经路径。虽说《毛诗正义》也是整个汉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了汉学重章句训诂的传统，但毕竟还具有自身的特色。唯其如此，《正义》才能担当实现集南北朝诸家《诗经》义疏学之大成的重任。更值得注意的是，《正义》的出现及其所采用的义疏之学这一诠释形态，还成为隋唐《诗经》学向宋代《诗经》学转化的中间环节。自唐中叶起，逐步出现疑经、舍传求经、重视“四书”的端倪，为重义理的宋学的产生开了先河。朱熹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批评其流弊，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进而建立了宋学体系。而《正义》由文字、考据、训诂、名物制度、天文、地理等而推求语言文字背后的“义理”的做法，对以戴震为首的清代经学研究也有着直接的影响。
(三)保存了大量魏晋南北朝古义古说，使这一时期的不少有价值的《诗经》研究成果赖以流传后世。据《毛诗正义》序称：“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E4](P3)这里说得很清楚，《正义》是以二刘《述义》为底本的，故而直接取自刘焯、刘炫的成果最多。除此以外，《正义》取材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与《诗》学有关的著作达二百多种，上采郑、王同异，下及南北诸儒，可谓繁富。仅《诗经》学著作，粗略统计，就有四十余种。如引刘桢《毛诗义问》1处；王肃《毛诗王氏注》、《毛诗问难》等，共计236处；韦昭等《毛诗答难问》6处；王基《毛诗驳》13处；郭璞《毛诗拾遗》44处；沈重《毛诗义疏》计166处；崔灵恩《集注毛诗》78处；何胤《毛诗疏》5处；舒瑗《毛诗义疏》2处，等等。尽管《毛诗正义》非成于一手，但取旧注增删更定，内容上也有互相矛盾、彼此抵牾之处，但是，从整理古籍，保存文献，延续我国传统文化方面来看，还是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的。仅凭这一点，就使其在《诗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诗经》学，舍此更无好的完善的著述。正如洪业在《毛诗注疏引书引得序》中所云：“郑笺引书无多，孔氏《正义》参证之古籍，则无虑二百种。干余年来，兵燹屡经，朝代数易，隋唐以前之述作，亡者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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