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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勰和钟嵘的楚辞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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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6 11:26: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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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刘勰是认同屈原这种后人称为“浪漫”的文风，而钟嵘就显得不够。 最后，表现形式的自然上。钟嵘“自然英旨”主张的提出，同时主张创作的“性情”、“滋味”。刘勰从不同角度，修辞（《比兴》）、辞藻文采（《宗经》）、用典（《事类》）、声律（《声律》）等方面有所描绘。
四、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的思想渊源。
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有其思想渊源：
第一，诗歌本质观相同。
对于文学，刘勰从艺术想象论、风骨论、鉴赏论、通变论、文学发展论五个方面具体阐述其观点，道是其内容，文是其形式，他从根源上论文，写“弥纶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专著，以纠正不良文风，弥补理论的不足，为写作和评论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钟嵘从 “滋味”说、“性情”说、“直寻”说三个方面阐述其见解，针对一是缺乏批评的标准：“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喧议竞起，准的无依”；二是缺乏对诗人的褒贬：“不显优劣”、“曾无品第”进行，坚持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可见，创作的诗歌本质观点相同。
第二，受儒、道两家影响。
以儒家为主而兼佛道玄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取老庄玄学，全书称引“三玄”（《老子》、《庄子》、《周易》）的言论颇多，佛家思想在书中倒是较少看到，仅引用了“般若”、“圆通”二词。然而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纲领明”、“毛目显”，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而钟嵘在《诗品序》肯定了五言诗的重要，提出了“滋味”说、“情性”说、“直寻”说，对齐、梁诗坛的不良诗风作了批评，既继承了儒家传统诗学中“可群可怨”、“文质彬彬”、“吟咏情性”等理论，又摆脱了汉儒强调政教美刺的风气，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三，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基本分裂的时期。这期间有了“文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有了文学批评专著；不但继续讨论文学的外部规律，而且能深入到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上。学术思想活跃。此间，儒学衰落，玄学兴起，佛学兴盛，不但影响了士人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情趣（如追求适意、放达、洒脱，即后人所谓“魏晋风度”），而且玄学与佛学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才性、有无、言意、形神、虚实等），对文艺理论极具启发和影响。同时人们把风神、风骨、风韵、气韵、神气、通雅博畅等比喻人物风姿之美的词语，用来比喻艺术美，成为文论与美学的术语。文学创作繁荣。诗赋有较大发展（五、七言诗、抒情小赋），更讲究形式美；诸种文体大致齐备，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以上这些大大促进了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的形成。
五、刘勰、钟嵘楚辞观形成的审美取向。
楚辞以其思想上的博大精深、艺术上的精美富丽深受世人的瞩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典范，以至在其以后的诗歌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与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相结合的优秀传统。从审美感觉的角度看，“诗富于声，骚重于色”。同时楚辞是战国后期形成于楚国的一种新型诗体，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我国诗坛上的又一诗歌高峰，楚辞的产生和形成与《诗经》不同，其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复杂背景。首先，楚国民歌是楚辞产生的直接源头。其次，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的楚文化是楚辞产生的摇篮。当然，楚辞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能够赋诗言志的楚国政客文人很多，屈原作为楚国的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对《诗经》无疑是相当精熟的，因此，他的许多作品如《天问》、《橘颂》等在形式体制上深受《诗经》影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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