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却没有受到什么处分的恶劣行为。因而他总是想“挽腐败而使之昌明”，或者“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所以就在小说中通过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尽情地揭露当时官场之黑暗腐败，以其警醒世人。例如《廿载繁华梦》里的周庸裙，本是个吏员，没读过书，呵照样做大官。真是“官场当比商场弄，利路都从仕路谋”，做官与做生意已别无二致!而且为了使官爵之获取，显得名正言顺，有钱人还会用钱直接购买科举功名。周庸事占就用二万银子，为自己才十二三岁的儿子捐了一个举人回来。贪官污吏之败国乱政自不待言，那么“清官”又如何呢?作者认为，有时“清官”的危害性比贪酷之吏的危害性更加隐蔽而巨大。比如他在政论《岑春煊》里说岑春煊一来到广东就对一些“民蠹…‘或充或革，皆驱而去之”，似乎“吏治之腐败者，应有一番振作之精神”，但是“试问自岑督粤以后，与岑督粤以前，广东吏治，有少异乎?无有也!”，因为“岑氏本有欲为君子之心，而无能为君子之法”。《宦海升沉录》第五回写到李相的女婿张佩纶也是这样的人。在甲午战争前，张佩纶“为国”隐报军情，致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官吏死有余辜，可竟还有人说他“做官本是很清廉的”!至于逸事笑柄，则是官场腐败的另类表现。《宦海潮》第二十回和廿一回写梁家璜因贪好女色竞被一个原是剃发匠的门丁挟制，最后走投无路，只好羞愤自杀。试想，这官要来何用?还指望他不畏强权，为民办事?还要指望他不畏外族压迫，力敌外侮?小说通过穿插官场之种种丑闻，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官僚政体之弊痼的认识。
三
黄小配创作近事小说的思想意图之三，就是为了表达对国势衰败、外族入侵的悲愤，以唤醒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国势衰败的第一个表现是外族频繁入侵，政府割地赔款，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在政论《说势》中说道：国势“及衰也，惊陵寝，破首都名城不得而守，要地不得而营，而关河之势安在?弃水师，舰降旗，战舰不得而用，枪炮不得而施，而武备之势何在?团衅毒矣，西乱起矣，而民势将奈何?噫嘻，呜呼危乎!”作者在这里概述了中国国势衰败给中国带来的诸多战争及失利的情形，而在《廿载繁华梦》里，则具体描写了两广总督为筹备赔款款项而对广东人民、广东乡宦大绅进行惊心动魄的敲诈勒索行为。第一回写张总督查办广东海关库书，“敲诈富户，帮助军粮”，使得傅成弃家而逃；第十回写“张大帅因中法在谅山的战事，自讲和之后，这赔款六百万由广东交出，此事虽隔数年，为因当日挪移这笔款，故今日广东的财政，十分支绌，专凭敲诈富户”，这可以看出中法战争的灾难之深重。可就在这种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情势下，那些执掌朝政的京中大老们却除了“提倡旧学”，“于嗜好括帖、骨董、字体、书画及诗酒留连外，无一政治思想”，正是“一时衮衮，眼光如豆”!作者不由扼腕愤叹：“当环球斗智时代，以若辈当国，安得不危!”(《宦海潮·凡例》)。国势衰弱的第二个表现是外交上无法抬头，有失国体。《宦海潮》第十九回写到外交大臣张任磐为“禁约华工”事件出使美国。入关时，连一个关吏也可以对这位在国内显赫异常的外交官百般刁难，根本不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关书放在眼里。张任磐对此义愤填膺：“如此还有什么国体?”并由此感叹：“本大臣是奉皇帝命来做使臣，尚且如此，若寻常客商往还，更不知怎地苛待了。”
该小说又在第二十六回写到在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国派张氏到日本与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谈判时，备受言行辱慢，且国书被掷于地上，而蒙受如此奇耻大辱的清政府却不敢对此发一言，还是乖乖地重新派人去讲和，“赔去二兆两，割了台湾，才得了事。”这些事实足以说明作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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