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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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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 13:1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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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物。而构造这样妓女型女性的小说无疑正是传奇作家性爱愿望的幻想式表达。因为从性心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普遍存在着严重的性爱被阉割的焦虑情绪，传统的儒家文化推行极端功利主义而压制个人正常的欲望，长期的压抑使士大夫视男女爱欲为洪水猛兽，从来不敢正视自身的欲望。到了传统伦理对性爱约束显得比较松弛的唐朝，他们通过塑造大量妓女型的女性为性爱对象，缓解和消除性爱被阉割的失衡、缺憾和痛苦。传奇中的文士眷念和纵情于这些女性的大胆行为中，享受着不可言喻的款曲之欢，实际是文士长期被礼教长久压抑得以释放的狂喜和放纵，女性的狂放轻薄正是他们自身的浮浪风流的倒置，是他们在性爱上强烈的自放色彩的委曲表现。
长期的男权统治，以及由此形成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习惯把女性定义为满足男性感观需求的装饰品和娱乐品的观念，唐传奇亦承续了这种观念，许多地方流露出文士对女性的本能冲动。从本质来说，驱使男女追求爱情的动力确实就是双方的本能欲望，因为人作为动物，同样是具有感性欲望的个体存在，其生命内的本能呼唤不可能消失。但是人又不仅仅是动物，而是社会的人，故“爱情是人的性关系加上人类的灵性。那么除了动物本能需求以外，自然有其精神的一面”。 正如劳伦斯言：“如果精神和肉体的不能谐和，如果它们没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尊重，生命是难堪的”。可是由于封建文化对男女正常爱欲的控制，导致了爱与欲的对立，精神与肉体的分离。许多传奇作家看到了这种失衡，不再仅仅沉醉于男性的本能冲动中，而是努力升华低层次的感性欲望，从而追求爱与性，灵与肉的和谐统一。于是他们在塑造性的欲求对象时不单单使用单一的生物标准，而且还用社会的，社会心理的标准。这主要表现在文士对情爱对象的美增添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对女性才情美、个性美的追求向往。与此相应，女性的才华，德性，智慧等等也纳入了男性的情爱审美范畴中。《柳氏传》中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呕咏”。《霍小玉》称道霍小玉：“资质浓艳，一生未见，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飞烟传》里的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和……”。她们不仅容貌过人，气质不凡，还心性聪明。在这种审美感受上，传奇作家和男主人公作为共同的审美主体对情爱对象的审美显然不是处于同一层面，而是一种由外及内的递进关系。他们的审美心理态势具有同一律的性质：表现文士追求的理想情爱从对女性外观美的倾慕牵至其精神境界，从而符合文士自身细腻精致的情爱心理。
不难发现，大部分传奇作家在描写才情时剔除了那种“色”的猥亵目光和调弄之意，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欣赏和倾慕。“唐代女性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和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史上都是值得注目的现象”。这种现象实际是文士出于琴棋书画的心理习性，要求自己的情爱伴侣也能凭借伎艺参加情爱活动，达到两情相悦的情爱境界。男性这种情爱心理是对自身生理欲求的超越，是女性才情美的欲求；更是对人灵性的强烈呼吁，相对于以前那种只关注女性色相，使得女性缺乏完整的人的因素的贬抑写法，显然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弥足珍贵的是，除才情外，一些传奇作家还表现出对女性主体意识，塑造出一个个富有个性和尊严的女性。如莺莺虽然在封建礼教熏陶下长成，初次见面因为是“以郑之抑而见也”，违背了她自身的意志，所以不顾礼节“久尔乃至”并“凝涕怨绝”，尽管张生一再以言相导，她却傲慢地闭口不言。可见她行为处事有着自己独立的意志，并不任由男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动物精灵和世间男子结为配偶的故事中我们还看到女性自尊自强。这些女子或狐或虎或猿，她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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