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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研究的传统与当下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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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8 11:00: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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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王国维创立了文献—考古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闻一多首开用民俗学研究《诗经》的新路。民俗作为独特的社会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属人类学范畴，是我们透视《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的有效视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静止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以政治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和批评标准，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曾一度窒息了学术的发展。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异军突起，国外理论及批评思潮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注重文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另外还有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方法，一时难以尽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舒宪、傅道彬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条解读《诗经》的有效途径:原始与现代相结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学本体方法相结合。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学者研究内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译、简论、概论等著作已是叠床架屋，而从宏观上研究《诗经》文学成就，观照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很少出现。这些都显露出研究的自发性倾向和缺乏宏观规划的盲目性。如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史料集中，检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断发现。我们应该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努力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三
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术，实现这门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为此，必须进行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学视角.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诗经》，其内容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礼仪制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就其文学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达人的情怀的，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灵感的萌发，有美丽的言辞，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最初的诗，其文学性是蕴涵在原始宗教神学母题中的，只是“在艺术的功能上履行着宗教的使命”。从中可以发掘先民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诗经》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轴心，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价值文化体系和精神心态。应该说，《诗经》研究中这一人文价值关怀是长期缺席的。《易经·.系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义就在于它是异于自然界的一整套伦理性的法则和秩序。比如关于“兴”这一重要内涵的传统阐述，主要有两类，一是伦理意识的，一是颇近于文学范畴的。前者如郑玄的“美刺”说，刘艇的“记环譬以托讽”，郑众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义”说等;后者如孔安国的“引譬连类”，王逸的“引类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等。奠定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兴”的意义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为生命美学的范畴。潘知常先生指出:“我们的美学研究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的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其出发点或许和《诗经》对现实强烈关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有神似之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终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对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转化和提升的良性关系。”所以从文化视角出发，建立《诗经》研究的文化视界应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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