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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诗经》研究的传统与当下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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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8 11:00: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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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特殊个性，定会有新的发现。正如晋人郭景纯所道:“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化。”从不同时期的角度说，在《诗经》时期，人自身被作为理解和关照客观事物的唯一参照系，即人的意识对物的同化，因而呈现出含混性，即所谓的“同化错失”。闻一多先生特地指出，他的治学方法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畴里去研究。在不同的时期，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诗经》，“人们最大的忽略在于《诗经》作为文学特征的艺术形象，很少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主体精神的时代特征，以及其中艺术形象塑造中的粗精成败，这恰恰是基础性的东西”。我们常见的是把作品剖解成主题思想、具体的理想意义和反映的社会现实，至于是怎么样由作者的感受转化为诗的，为什么能使几千年后的读者愉悦、紧张，忧愁，愤慨?却鲜有关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诗经》文本的历史客观性，必有助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开掘与拓展。
(四)新的伦理学视角.陈桐生的《论诗教》，认为促成诗教理论的形成因素有四:一是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诗乐、艺术以感性形象诉诸人的感情的特点，以艺术作为培养社会成员伦理感情的重要手段;二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寓言、比喻、故事的广泛运用，使古人进一步认识到委婉托讽文明风范的价值;三是儒家通过对《诗三百》的解释而使教化具体化;四是《诗三百》确立经典地位之后，统治阶级要求以《诗》教化。诗教理论也就因此提出。李世萍的《论“诗教观”产生之根源及其影响》，以歌颂母爱亲情的诗篇为例说明“诗教观”的本然天成。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最终导致“文以载道”观的形成。所以，我们既要多学科综合研究，又要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运用新视角进行新的探索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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