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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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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9 10:4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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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杜诗批评，与晚唐以来孟柴李肇开创的“以诗证史”一样，为后人杜诗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两种方法的相同处是都是建立在着重对“诗”“史”品质互通和汇流的基础上对杜诗“诗史”品格的发掘。其不同处则在一以“证史”为依归而一以“证诗”为目的；以史证诗，着眼自然还在文学形态的诗，其实对诗本事的关注很容易造成流弊，有牵强附会之嫌疑；而以诗证史着眼则在对史事的过分追寻和探究，以致把诗当成纯粹的生硬的材料而消解其新鲜的艺术个性。
三 以“忠义”解“杜诗”
苏轼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最大贡献是以“忠义”解读杜诗。虽然远在欧阳修即已经有以“忠义”解读杜诗的意思，这其实还是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挥；但苏轼的过人处在他以诗人的个性品质来连通诗人作品的品格，所以其论多少有点“文(诗)如其人”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轼之以“忠义”解读、批评杜诗，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自况，正如他晚年醉心于陶渊明的诗作而至不惜压低李杜一样，所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因此他对于“诗史”的批评，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至少他自认为自己的诗作实际上也具备杜诗中那种所谓“忠义之气”；而“忠义之气”的得到，在方法论上其实很简单，即继承骚雅传统。所以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
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不过宋人论杜诗而标“骚雅”，宋初王禹已经如此。王《自贺》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虽然多在自任，客观上却有标榜杜诗“风骚”之意。但把骚雅传统与“忠义”进行整合，骚雅其外、忠义其里，则不谓不自苏轼始；而这种整合，也反映了苏轼的诗美追求。他的《次子由祥相庆》诗更是宣称要继承屈骚和孔子作《春秋》的“有为而作”：“《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但与其说这是苏轼的诗歌美学追求，毋宁说是他的诗歌道德价值追求；或者说，是由诗歌的经验审美转向道德审美。
实际上苏轼以诗骚传统的继承进而以诗骚传统标示的“忠义”品格来批评杜诗，源于苏轼对作为“诗史”的杜诗诗作对诗骚传统的继承的认同；正因为有共同的品格．所以批评才可能找到更好的契合点。这也就是只有到以诗骚精神自任的苏轼才能发掘杜诗“诗史”的“忠义”品格的原因。
苏轼以宋人惯有的“通感”思维赋予杜诗“诗史”以实际上属于个人人格品性范畴的“忠义”品格，揭开了后人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的序幕。其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即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自是承苏轼之说；又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之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陈俊卿《巩溪诗话序》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李杜”条引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而同时诗话作者以“忠义”解诗者不一而足，如《潘子真诗话》引黄庭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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