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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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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9 10:46: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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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说“忠义之气，感然而发”、元刘履《风雅冀》卷十二“忧国伤时”等。至于袁枚《随园诗话》，则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卷十四)是在“忠君”之外，又发掘了杜诗“诗史”的“孝”、“悌”、“信”、“义”、“仁”等人伦道德价值。对杜诗“诗史”的这一发挥直到当代仍然不绝如缕；但当代人的发挥不仅仅在以上诸种人伦道德价值，而更多在其所谓“人民性”、“现实性”等阶级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或者审美意蕴。
四 用事载人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是苏轼在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之外，又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然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路径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至审美习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书子美“自平”诗》中说：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官。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所有的载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
不管怎样，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示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于此可见其端。正因注重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当然，最重要的是对“理”的关注，并把“理”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中对苏轼等人的批评，“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虽是限于词论，但未尝不可移于诗论；王夫之更直斥苏轼“以学为诗”之病，“人讥西昆体为獭祭鱼，苏子瞻、黄鲁直亦獭耳。……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下)，虽有过火，却是一针见血。
苏轼开“以学为诗”而“以学论诗”之风后，继论者蜂起。如凤台王彦辅《诗话》：
唐兴，承陈、隋之遗风，浮靡相矜，莫崇理致。开元之间，去雕篆、黜浮华，稍裁以雅正。虽饰句绘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长。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绝岸者，骇廊庙；稼华可爱者，乏风骨；烂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涣；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
“引物连类，掎摭前事”云云，不过承苏轼余绪而发挥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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