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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绅诗歌艺术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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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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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江亭》、《红蕉花》、《忆汉月》、《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闻猿》等等。其中《江亭》诗：
瘴江昏雾连天合，欲作家书更断肠。今日病身悲状候，岂能埋骨向炎荒。
写出了诗人处境的艰苦和心境的悲伤。又如《忆汉月》：
花开花落无时节，春去春来有底凭。燕子不藏雷不蛰，烛烟昏雾暗腾腾。
诗中则既写出了南方边远地区与中原和北方大不相同的气候特征，又抒发了诗人身处异乡思念故土的心情。
诗人晚年回无锡老家闲居①，写了《过梅里》(七首)，主要是乐府歌行体。这些诗或为三三五加五言句，或三三七加七言句，或通篇五言、七言句。如《上家山》(作者少居梅里，于惠山寺肄业，旧室犹在，所以称惠山为“家山”。梅里位于无锡东南三十里处)诗开头为：“上家山，家山依旧好。昔去松桂长，今来容颜老。上家山，临古道。”f以下均为五言句)。《早梅桥》是三三七句：“早梅花，满枝发，东风报春春未彻，紫萼迎风玉珠裂。”对这种句式，陈寅恪先生曾论述过。他说：“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元稹)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接以七字句。”D](O23)他又说：“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经过比较分析后，他得出结论说：“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等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在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这段评价应是比较恰当的。虽然主要是评价白居易和元稹，但首先就提到李绅，可见李绅是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员。他们新乐府创作上的共同特点，是被人肯定的。
陈寅恪先生又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中专论了“元和体”。据《旧唐书·元稹传》)所述：“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全唐诗》卷十六《白居易》卷二三《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云：“诗到元和体变新”，又自注曰：“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和格”即“元和体”。“诗到元和体变新”，这虽然主要是指诗的形式变化，但形式的变化也是因内容变化引起的。李绅为元白诗派的重要诗人，其诗自然会有“元和体”的特征。据白居易所言，“元和体”多为律诗，且多长律；又如元稹所言，“驱驾文字，穷极声韵”(《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这样才便于铺陈叙事，反映现实生活内容。
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就是推动新乐府创作的兴盛，以至后人将其看作一场文学运动。新乐府诗的共同特点就是“病时”，而且是从李绅的《乐府新题》“病时尤急者”引发而来的。李绅是元、白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唱和。首先是李绅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赠元稹，元稹便“取其病时尤急者，列而和之”，得十二首；白居易以此为发端，作《新乐府》五十首。从此中唐的新乐府蔚为大观。
李绅的新乐府诗无从查考。但存诗中也有些诗作浅切通俗，风格尤近白居易。如《闻里谣效古歌》：
乡里儿，桑麻郁郁禾黍肥。冬有褴襦夏有缔，兄锄弟耨妻在机。夜犬不吠开蓬扉。
乡里儿，醉还饱，浊醪初熟劝翁媪。鸣鸩拂羽知年好，齐和杨花踏青草。
劝年少，乐耕桑，使君为我剪荆棘，使君为我驱豺狼。……
乡里儿，终尔词。我无工巧唯无私，举手一挥临路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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