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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中国诗史研究的支点：木斋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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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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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论建构和研究实践科学结合的研究模式可以说具有方法论上的典范要义，这不仅适合于苏诗的研究，也适合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的研究。
(一)中国诗史分期——三大历程：苏诗研究的历史坐标
木斋一直致力于中国诗史新的探索，以期对中国诗史的宏观把握，同时对任何文学现象合理的纵向和横向的阐释。他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诗歌流变》(京华出版社1998年8月)、《唐宋词流变》(京华出版社1997年11月)、《宋诗流变》(京华出版社1999年lO月)。这一系列流变史的写作，基本实现了对中国文学史的纵向梳理；而对苏诗的研究则是横向的阐释。当然，这种横向阐释也是在纵向把握中进行的。具体地说，首先是指中国诗史的“三期”说：前古典、古典、近代三期。传统的看法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诗歌都属于古典范畴，鸦片战争时候外国势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它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同时也成了近代文学的开端。木斋认为这种看法过分夸大了政治、军事因素对文学史的影响，甚至以社会的演变规律取代文学自身的演进规律，在事实上取消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同时，这种分法把鸦片战争之前的文学史笼而统之地都划人古典范畴，没有看清这一段文学史内部的阶段性特征。
木斋从文学的自身演变规律进行探索，科学地提出了中国诗歌发展史的“三期”说，即陶谢之前为前古典时期，永明体至唐代为古典时期，中唐、五代、宋以后为近代时期。前古典时期是一个诗乐一体、诗文一体的非纯诗时期，诗体以四言、五七言为主要形式，以赋比兴为主要表达方法，以描写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明显体现着向古典时期演进的趋势：古诗十九首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不整齐向整齐的格律诗的演进，在‘句有定字’方面奠定了基础。”而永明体的出现则“奠定了格律诗‘字有定音，音分平仄’的基础”；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拓宽了诗的写作内容，并进入以意象方式写自然山水、边塞风光的纯诗时代。近代则是一个重回诗文合一的时代，但古典时期的影响在此期没有立即消失，所以在宋人这里实现的是前古典与古典两大时期的整合，体现为散文句式章法中对格律节奏的容受和在近体诗中对前古典时期古风体神韵的追求。
三期的划分紧紧围绕着诗歌题材、诗体形式、表达方式，诗歌与音乐、散文的关系等内在的文学因素展开，划分标准上既简洁明了，又科学合理。以宋代作为近代文学的开端的划分方法，对现行所有文学史的分期法而言无疑是一种重大挑战，于整个学术界而言也当是一声振耳发聩的巨响。当然，如果文学史的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方面的简单描述应当是不够的，木斋还有个案的研究，他分别标举陶渊明、王维、苏轼作为三期之代表加以细致的研究。研究的结论是陶渊明是前古典的终结者，王维是盛唐之音、古典时期的代表，苏轼则是近代的开启者。苏轼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诗方法，与“盛唐诸公”的区别正是古典与近代之间的差异。以这样的方法对苏诗进行考察，则苏诗中出现的某些特殊现象因为有整个文学史作为参照便豁然开朗。
(二)宋代诗史分期——五期说：苏诗研究的时代参照
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重要作家作品的出现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除了来自前代的文学的影响外，本朝，甚至同期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都可能会对之产生影响。所以，对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除了还原到整个文学史中去外，还应对他同时期的文学情况进行考察。木斋先生对苏轼的研究也是如此，除了窥探苏诗在整个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外，还特别注意苏诗在宋代文学中的位置。这一点往往为众多的学者忽视，如谢桃坊先生的《苏轼诗研究》对苏轼一生的诗作创作过程梳理得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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