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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中国诗史研究的支点：木斋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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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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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详细，对北宋初期的文坛情况虽也有介绍，但对苏诗在整个宋代文学中的地位则语焉不详。
关于宋代诗史的分期，清人陈衍仿照明代高檬在《唐诗品汇》中对唐诗的分期，同样提出了四分法：“元丰元佑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俱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之后为晚宋。这是一种脱离宋代诗歌创作情况、牵强比附唐代诗史的僵硬划分法。木斋在深入考察宋代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期分法，并对各期的创作特征作了总结，这对苏诗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时代参照系：从宋开国到仁宗天圣间，为初宋时期。活动于此期主要是宋初三体，它们“奠定了以后宋诗发展的基本路数，是宋诗的开蒙时代。”此论直接驳斥了宋诗开启始于梅欧之说。陈师道说“本朝诗唯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畦淫稍息，风雅之气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
木斋敏锐地看到盛宋时期的梅、欧在反对西昆资书以为诗和晦涩文风同时，也有对白体的光大的地方；而黄庭坚之后的江西诗派则有对西昆派重视才学因素的吸纳；晚宋四灵和江湖派则有对晚唐体回归的明显倾向。这是完全符合宋诗的发展情况的，体现了对宋初三体的新认识。盛宋则是以梅、欧、王、苏为代表，以自然平淡为灵魂，以无法之法为最高境界，“确立了盛宋诗歌体制的方向，特别是苏轼的出现，和以苏轼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在元佑时期的文学活动，使宋诗及宋代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堪与盛唐抗衡。”对这一时期及苏轼的评价都是极有见地的。他认为这时期的诗坛是分三个阶段演进的：梅欧处于盛宋的第一阶段，其主要使命在对西昆体的否定和批判，同时确立平易诗风为盛宋诗格的灵魂；王安石为第二阶段，对元佑党人倡导的诗风给予肯定和再确立，同时对梅欧已有的一些因素，譬如“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等予以再创造。苏诗则是在对梅、欧、王等人的诗歌的继承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文学史中虽然苏、黄经常并称，但苏黄之间存在“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直觉与法则之间的根本区别，苏是盛宋的终结者，而黄则开启下个时代——江西诗派时代。江西诗派之后是中兴诗派，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江西诗派的叛逆、是对盛宋的回归。杨万里在此期破旧立新，实现了对江西诗派的否定和变革；陆游和范成大的贡献则在于对中兴诗体的建树。随着江湖诗派和四灵的出现，宋诗进入晚宋时期。通过对宋代诗史的梳理，苏诗的渊源关系就一目了然了，比如欧诗豪放因素，梅诗自然平淡，王诗的典重老练等对苏诗的影响；苏诗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了，这比单纯对苏诗进行封闭式的研究，其视野无疑开阔得多。
(三)意境：物境、情境J：诗歌意境理论的新突破
意境理论的充实和发展是木斋研究苏诗获得的重要的理论创见。他早在1987年就发表了《意境、物境、情境》的论文，对于意境这一诗歌美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界说。 传统的意境论主要着眼于情与景、意与象的关系理解，如王夫之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今人的理解也大致停留在这个水平，如蓝华增说“情与景统一，意与象统一，形成意境。”(《说意境》)赵景瑜理解意境“就是情景交融，形神结合。”(《说意境》)周来祥认为“情与景，物与我，客体与主体浑然统一的意象，便是意境。”(《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持大致相同看法的还有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按照这种“情景交融”、“主客统一”的传统解释，则任何情都必须托景即借景才可以抒发。那么意境的表现方式就只有一种，就是景中含情、情借景出；则主体的直抒胸臆、议论说理等皆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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