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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动中国诗史研究的支点：木斋苏诗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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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1:5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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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州，晚年又因朝中奸佞重提诗案再贬惠州、儋州，而他始终保持着坚毅不屈之精神。元佑时期虽一度得意，但不久又因与旧派领袖、与他有提携之恩的司马光发生龃龉，正如他所言的“满肚子不合时宜”等等无处不体现着他的野性。第二、表现为“豪迈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自然打为一片的情怀”，甚至包括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之一面。这种野性对诗歌的影响就是形成了“放笔纵意，嬉笑怒骂”，豪放恣肆、“奔放婉转、锋锐博赡”的艺术特色。
(二)苏轼的隐逸情结u引。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深刻沉重。”木斋沿着李泽厚的结论进行思考，从与屈原、陶渊明的比较中，看到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地想做一个隐士。归去的反复的吟唱只是他对陶渊明代表的士人出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而已”，时代文化和个人的个案原因决定了苏轼“欲隐难隐，欲仕难仕”的矛盾结局。他至多能做的就是“一方面承继屈原以来、党锢以来的积极用世精神，在时代的氛围中，以大我为人生意义；另一方面光大渊明精神，通过对渊明的发现和重塑完成小我的个人品格，从而成为宋代文化的真正代表。”
(三)苏轼的审美人生[J。沿着苏轼“野性”论和仕隐情结的追问，得出的结论自然将是苏轼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人生。苏轼的人生就是“沉浸于文学艺术的读书写作中，玩赏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节奏与和谐。”可以说“现实功利的所有一切，包括功名的、富贵的、都不在苏轼胸中真正留意，只有文学的、艺术的的创造才是苏轼终生辛勤耕耘的园囿。”可以说苏轼的这种达观人生态度，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一种典范。
苏轼的“野性”、隐逸情结和审美人生态度必然对苏诗创作带来内在的影响。通过木斋的分析我们知道苏诗汪洋恣肆、奔放杰出的艺术风格，天马行空、不拘定格的抒情方式，机智幽默的说理，纵横捭阖的议论，驱遣自如的用典形式等等，都可由此得到最好的阐释。
综上，木斋在研究苏诗过程中形成了完整合理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许多新见，诸如文学史的“三期”划分法、宋代诗史的“五分”法，新的意境论、苏轼的“比喻意象”等等。这些观点本身带给文学史的影响和意义大概除了时间能够检验之外，学者本人与笔者皆难估量。而他的研究方法之科学性、合理性又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从文学通史、断代史出发考察个别作家作品，故在阐释理论上具有前瞻性；另一方面又从个别作家作品来反观文学通史、断代史，使个案研究具有可操作性。可以说他对苏诗的研究已关涉到文学史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牵此一发而动文学史之全身，他以苏诗作为支点已经撬动了整个诗歌史的研究。古代先哲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而木斋的研究既授我们以鱼又授以渔，则善莫大焉上一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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