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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文本阐释视域下的杜诗“诗史”之名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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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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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取得了诗坛的话语权。宋代文人逐渐建立起重历史、尚通达、崇学识的心解传统，以诗为史成为当时阅读和阐释诗歌的基本方法，诗人的年谱、诗集的编年本以及有关诗篇和诗人的纪事体裁均首次出现。而此时杜甫的人品与诗风亦得到了广泛认同，一时注者蜂起，形成“千家注杜”的盛况。北宋早期“诗史”说，主要还是指杜诗善陈时事、以诗记史、以诗证史、以诗补史的纪实性特点。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杜甫传》中记载：“甫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而不少衰，世号‘诗史’。”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亦评价杜诗：“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所以为诗史也。”此后，“诗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逐步扩大，尽管宋人仍把“诗史”二字看作杜诗的代名词，但此称呼已不仅限于杜甫，如白居易、聂夷中、苏轼等人的诗也被称为“诗史”。“诗史”的概念也不仅限于善陈时事的纪实性，而已增添了编年性、讽喻性、伦理性、情感性等新的成分。如杜甫《北征》诗“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两句起笔，在体例上与《春秋·隐公元年》经文所谓的“元年春，王正月”相似，被宋人视为“诗史”的典型。“诗史”观中的讽喻性也很明显，阮阅《诗话总龟》卷五《评论门》：“聂夷中，河南人，有诗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孙光宪谓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谓诗史。”宋代讲求心性和修养，宋人常常将“诗史”看做伦理人格力量之所致。而且，当时的士人似乎有一种“诗史”优于“史笔”的态度。邵雍《诗史吟》：“史笔善记事，长于炫其文。文胜则实丧，徒憎口云云。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盛赞“诗史”之功，已有将“诗史”纳入伦理道德、心性大义的意向。由此可见，杜诗“诗史”之名在宋代得到了普遍认同并广泛流传，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_先于文本的作者之寸心所知，正是阐释过程中永远无法企及的终极参照，作为阐释者，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文本作者的意图。在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确切的文献资料之前，对杜诗“诗史”说的缘起作定论尚为时过早。我们亦不能完全忽视孟柴“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一文本记述，关键在于对这～记述的真实性和准确程度的考证，如果确为实录，那么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来看，杜甫这些“备叙其事”之诗在孟柴所处的时代或更早时间的一定范围(地域、时间、群体)内具有特定意义的“诗史”称谓。但这里所谓的“诗史”还比较偏重诗歌创作的叙事方式、技巧等形而下的要素，所谓“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等，亦不能等同于后来以诗为史的普遍思潮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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