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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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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2: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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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已经走向了衰败的途程，汉唐那种雄浑博大、强盛勃郁的气象已是明日黄花。赵匡胤虽然用武力消灭了南唐，用计谋收归了吴越，但对北方强大的契丹却束手无策。他的后继者，对党项人、契丹人的战争也连连失败，最后以赔钱纳绢、割燕云16州之地，才换得一时的和平安宁。表面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但在文人学士那里，已感到深秋般的寒凉:“悲哉，此秋声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气凛冽，贬人肌骨”。此时，各种社会病疾纷纷显露，激烈的党争、险恶的官场，“从此帝国进人了一个社会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彻底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狠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人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的腐败，前程的黯淡，希望的渺茫，使一些文人在携酒押妓、依红偎翠、醉生梦死中消磨时光。即如苏轼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也别无选择、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人生的飘泊，使他在玄言大易、禅家机理中，求得一个庇护之地，一个精神上的“桃花源”。所以苏轼的诗文及艺术观念既是他个人一生的盛衰荣辱的心迹的记录，也真实地体现了他的时代社会的文化全息特性，反映了文人学士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以来思想情感、人生态度的发展变化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这些是我们要特别研究和思考的苏轼的艺术观念、人生态度的文化意义，这也是中国诗的精神从高峰走向塌陷的一份思想档案。
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他自己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他笃信禅旨，深研佛经，曾撰有《读坛经》等专著阐发禅理，并常与禅僧面斗机锋，他和黄庭坚还投人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心禅师及祖心弟子悟新禅师的门下，禅宗灯录都把他算在禅宗黄龙派的队伍里。他24岁刚人仕途，就写出了充满空幻感的《和子由绳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的漂泊无定，生命的偶然无常，都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又如《前赤壁赋》，类似禅宗“法界一相”的万物皆空、以心为本的观念。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精神观念新儒学已经把儒道佛融为一体而形成理学。而在苏轼的精神天地里，儒家的浩然之气，庄子的逍遥任性，魏晋名士的游心太玄，禅宗的空无为本已经聚合、交织、结晶为独特的迥异于他人的人格结构和艺术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庄子勾销了历史时间中的政治价值，要人返归‘道’体，从历史时间中返回原初时间自然，禅宗则勾销了人的自然情性的生命时间，返回清静的‘本性’，就是从自然时间的人的自然情性返回无时间的自然本性，再让这个自然本性重新拥有现实的权利，本自无缚，不用求解，直用直行，事无等等(《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与现世意愿重新结合，无异于使自然本性放任自流，发自现世感性的生欲便猛烈地泼回佛学的宗教情感(狂禅)，宗教的心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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