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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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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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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此外，亦可通过降清贰臣受到时人的讥讽、谴责，感知当时社会舆论给他们造成的沉重心理压力。如钱谦益降附后，“北上赴任时，一日，曾到苏州虎丘一游，身着一件小领大袖外衣，人问其装代表哪朝风格，钱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人评道：‘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而此次北上，钱却未予重用，失望之余，旋即告病辞归故里。孰料其常熟乡人送其一幅对联，日：“南北三朝元老，清明两代词臣。”谦益本人不由感慨：“人情恶薄，无甚于吾乡。”与其说是其乡风浇薄，毋宁说当时世风使然。又如金之俊(岂凡)，时人讥其失节日：“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又日：“一二三四五六七亡八，孝弟忠信礼仪廉无耻。”(且言：“从明从贼又从清，三朝元老大忠臣。”对其挖苦、讽刺，甚是严酷无情。
同时，甲申三月十九日国变，多有后来贰臣欲自杀殉国的记载，亦可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道德观念对其影响之深。如吴伟业，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云：“甲申之变，先生里居，攀髯无从，号恸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日：儿死，其如老人何]川(附录《吴梅村先生行状》)又如龚鼎孳，“寇陷都城，公(龚鼎孳)阖门投井为居民救苏。寇胁从不屈，夹拷惨毒，胫骨俱折，未遂南归之愿”(严正矩《龚端毅公传》)。又如周亮工，其子在浚载：“逆闯(李白成)破京师，公投缳，为家人救免。时传闻上已南渡，公又念太封公、太淑人年迈，因与张锦衣鹿征(瑶星)，避于浣花庵。”((附录《周栎园先生年谱》)而王铎虽未有殉国之举，亦曾有祭告先帝之举：“甲申之春，河北乱，予自苏门山走浚，买舟而南，复入吴越。闻闯贼李白成破北京，先帝经死万岁山树，予被发聚友数十人，为位哭于江滩。”(卷十八《诘甲申事》)
至此，我们可见贰臣文人中，对于自己赧颜仕清，很少毫不知耻、近乎冷血之人。因失节仕敌是其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污点；同时，其良心未泯，自怨自艾，羞愧忏悔之意，我们亦可从其作品中得以印证。 三、贰臣文人的创作主题与风格嬗变
正是这种贰臣经历，时代舆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加之自身良知未泯，极大影响了贰臣作家的文学创作。贰臣文人虽选择了新朝，却终难忘前明故国。他们一方面不断追忆先朝，而对于自己的失节更是常常进行深切地忏悔，如钱谦益。顺治五年(1648)，钱氏曾向明遗民林古度赋诗以诉说自己的心曲：“残生犹在讶经过，执手只应唤奈何。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神争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壶且任他。叹息题诗垂白后，重将老眼向关河。”(卷一《次韵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谦益本人的愧悔是真诚的，晚年以泪洗面，正是其内心愧悔苦痛的外现。甚至转化为对清廷的不满和声讨，进而转化为抗清行动，暗中支持支援东南郑成功领导的抗清事业。难怪清高宗阅其诗集后竟然恼羞成怒，专门批示进行严厉禁毁。
又如王铎。“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 (卷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沉湎诗酒，耽于女乐，消极处世，但终难排遣内心苦痛。“社稷存时曾恸哭，乾坤劫后已虚无”(卷五《哭觉斯长兄》)。入清后虽居高位，觉斯却始终显得毫无政治抱负与生活激情，时时感觉到贰臣身份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顺治八年(1651)，王奉命祭告华山、峨眉山，因将离开京城，心里有了一种解脱，感到由衷的轻松与喜悦，“侥得出京甸，飘然寄远纵”(卷二十四《喜出京》)，诚如其弟王雏所言：“此行堪惬吾兄意，卧雨餐风入漏天”(卷二十一《闻长兄话蜀事》)。此次远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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