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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初贰臣文人及其文学创作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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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7 11:38: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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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解脱。“江关悬万里，蹩蹙笑余生。……从此冠当挂，颠毛果用名”(卷二十四《有事蜀祭别五弦》其二)，竟然由此萌发出挂冠归隐之念。卒前不久，向亲人倾吐内心的痛苦：“我自兵抢后火船……衰老余生，遭际坎坷，殊无快意事，无快意时，无相对快意之人物。……夫古今来侏儒何限，不侏儒亦何限，不知造化；何独妒于老我，摧残之，窘辱之，而拂乱之，生死不自为得。其留以告天下后世，天下后世读而怜其志者，只此数卷诗文耳。” (卷二十《诸同人尺牍·长兄觉斯家报》)且“遗命敛以布衣．勿封树””(卷二《王觉斯先生传》。回首一生，最大耻辱莫过于自己的失节，备受时人非议。不愿穿清朝官服入土，试图以此来赎背弃前朝之罪。
同时，清廷出于对汉人的猜忌，贰臣往往受到新朝不公平对待，不免不满、失望，如曹溶、周亮工，在其著述中亦多有表现。以周为例，亮工不仅工于诗文，且颇具政治才干，为新朝平乱，发展文教，均有巨大贡献，却几次遭受不自之冤，被诬入狱几至丧命。为此，他不禁会反思自己的出处，以致怀疑自己出仕的选择。顺治十六年(1659)，亮工人刑部狱时，深感“生平多谬误，细细责微船”(卷五《九月二十日同乡人帅君载酒泛菊即席同冠五韵》)，认为“出处吾全误”¨(卷六《送冠五还南山》)。甚至产生愤懑与不平，“豹头山下海波宽，对簿声残裹里瘢。自分当时填马革，敢烦具狱望天看”。“弓刀痕里掠枯髅，夜夜云阳市上游。自是圣恩天广大，可怜犹问射乌楼”(卷十--(六月十日纪事》)。“当时”指崇祯十五(1462)年，官潍县时，清兵大举来犯，亮工誓死抗击，孤城得以保全。此外，顺治十五(1658)年，周赴闽质审，时郑成功率兵猛攻福建，亮工待罪居“射乌楼”守城，终使郑军败退。由此诗，可见其对新朝的不满与怨愤。
再次，这种贰臣的经历遭遇不但影响其为人处事、人格心态，并进而极大制约其文学创作题材的选择、主题取向，亦成为其艺术风格、表现方式等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之一。明清易代之际，天灾不断，战乱频仍，尤其是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创作风格亦发生急剧转变，与寄托亡国之痛、身世之悲相一致，作品较前明显更为凄凉、感伤。如吴伟业，人清后，曾一度家居，且邀友人“移家就我住，自首两遗民”，意图隐逸而终。作为士人精神领袖，清廷意在利用其声望，缓和人们的反清情绪，于是征召梅村出仕。然而友人纷纷劝阻，吴本人亦始终犹豫不决。几年后，由于“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泪催装”(吴伟业《与子噪疏》)，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最终踏上北上出仕的道路。梅村坦言“早生贵道心，中年负名义。蹉跎甘皓首，此则予所愧”(吴伟业《送何省斋》)，时代境遇的改变，导致作品内容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艺术风格上得以鲜明体现。《四库全书提要》论其前后诗风变化云：“(梅村)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娱心庾信方之。”可谓恰切指出梅村风格三变，即前明时的藻采清丽，甲申、乙酉之变后的凄凉悲切，与入清居官后更多了一层萧瑟，确为的论。如果说人清之初梅村多抒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话，那么入清居官后，内心则更多了一层愧悔与自责。而诗人这种心绪寄寓于文作，自然较前更为哀怨悲凉。以梅村词为例，前明时才名远播，且备受崇祯帝优宠，得以奉旨还乡完婚的极度礼遇。如此境遇下，梅村浅斟低唱、倚红偎翠，显示出词为艳科的填词作风。而故国沦丧后，梅村迫于沉重的社会压力和自身贰臣身份与际遇，其词作主题及艺术风格亦有了巨大的变化，显得沉郁苍凉。诫如吴本人所言：“余少喜学词，每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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